一、为盐而战
美国作家马克·库兰斯基在其著作《盐的世界历史》说道:“现在看来,为了盐而打仗非常愚蠢,不过以后的人们看到我们今天为了石油而打仗,也许会有相同的反应。”且不说为争夺盐资源有多么频繁,至少从历史记载上看,这些战争还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史记·五帝本纪》对黄帝与蚩尤部族间的战争描述到:“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胜后,“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其中出现的两大战役发生的地点——阪泉、涿鹿,暗藏了许多信息。经著名历史学者钱穆考证,“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即涿鹿矣。”(《国史大纲》)在其后的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深入发展,认为解县盐池是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目标。能否占领盐池,是成为各部族共同领袖的一种资格考核。
二、制盐之法
中国古代社会的食盐来源主要是矿盐、海盐和井盐。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获取食盐主要依靠“追踪术”——尾随动物至盐矿区。随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人类逐渐够掌握了从海水炼制食盐的方法。传说时代的夙沙氏煮海为盐,是这一制盐技术的写照。后世元杂剧还衍生了类似《张生煮海》的故事,并在张生煮海向龙王求娶龙女的故事里,将从自然之海水人工提炼出食盐,赋予了“人定胜天”深刻意涵。
井盐是古人自秦汉就开始掌握、食用的。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孝文王(公元前250—公元前247年)时期,李冰在蜀任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李冰,“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此外,在《蜀王本纪》也有记载,“宣帝地节(公元前69年——公元前66年)中始穿盐井数十所。”
除了以上三种方法,《晋书·四夷传》还记载了一种特殊的制盐方法,古代东北的肃慎氏所居之地缺乏食盐,为了满足生存需求,肃慎氏采用了“烧木作灰,取汁而食之”的焚薪制盐法,从草木中提取盐分。至明代,《粤西诗载》记载广西人所居地也是“蕉叶烧灰把菜腌”的方法来获取生命之盐。这一方法与远在美洲的玛雅人从植物中烧制盐的方法具有极高的相似性。
三、盐政的变迁
早在周代,便有设有太宰“掌盐筴之政令,以供百官之盐”。至春秋战国时期,盐业有了新发展,食盐资源的开发与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使得盐贸事业十分兴盛。齐国管仲为了将本国丰富海盐资源,转换为国家收入,推行了一系列民产、官收、官运、官售的食盐政策,食盐官营自此开始。后秦商鞅变法,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从生产到出售,更为彻底的将盐业置于官方运营中。
及至汉初,在休养生息的政策下,汉朝廷将食盐的产销让利于民。可惜大饼是砸下来了,却被高个子给啃了个干净。豪强们利用自己的权势几乎垄断了地方的盐业。到了汉武帝中期,由于长年征战,加之天灾不断,导致国库空虚,朝廷不得不向富商大量借款。汉武帝感到极不平衡的是,国家推行的盐铁政策使得富商大贾有机会依靠“冶铁、煮盐”发财致富,可百姓和国家却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对此,汉武帝采取了御史大夫张汤“笼罗天下盐利归官”的办法,将食盐纳入官营。
当然,故事并未就此结束。直至经历了汉昭帝始元六年的盐铁之议后,食盐官营的政策被正式确立下来。至东汉,汉光武帝废除专卖法,仅在盐区设置盐官征税。后汉章帝元和元年由于财政危机,又重新恢复了武帝时期的食盐官营。至汉和帝永和元年再次归于民营,仅设官征收盐税。
汉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盐业问题上,大多采用民制官营的食盐专卖制度。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盐法趋于成熟。直至北宋盐引制度(即“场盐出产岁有定额,盐户依额制办,输纳于官,由官酌给工本钱”)产生,食盐专卖制度臻于完善。到了明代万历四十五年,针对当时官盐出现的问题,朝廷采用袁世振的“纲法”,将收转运销的权利“下放”给商,赋予之世袭的营业权。并加大私盐的稽查力度。至此,完成了从官专卖制向商专卖制转变。这一制度一直为清代所继承延续。
四、“多滋多味”的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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