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2年清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乾隆批览《明史》时，明朝末年遭崇祯皇帝下诏磔杀的疆臣袁崇焕的记录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仔细阅读过袁崇焕的事迹后，乾隆向军机大臣感慨道：“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闇，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袁崇焕生前坚守辽西防线，抵御欲进窥中原的女真兵马，并于1626年明天启六年宁远之战时，给了当时势如破竹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鲜有的败绩；1627年天启七年宁锦之战时，袁崇焕再度痛击登位不久的皇太极大军。接连两次重大胜利，让原本对后金连连败退的明朝君臣一时士气大振，兵部尚书王永光也称许宁远大捷的意义是“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终止八年连败、丢失辽沈的难堪战果，让后金明白明朝不是毫无将才。袁崇焕亦向天启皇帝上疏建议，只要给六万兵马防守四城与“且耕且筑”，“四年便可制胜”。
王永光接着赞誉袁崇焕道：“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建议将山海关外的所有军政大权全授予他做主，俾使其能致力抗敌，朝中各位大臣也多讴歌袁崇焕的功劳。待有志中兴的崇祯皇帝继位后，遂下旨敕封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等于将河北、东北与山东多处的军务都交由他统筹。手握重兵的袁崇焕荣膺此命，不禁志得意满地向崇祯皇帝夸下海口“计五年，全辽可复！”
为了避免在前线苦战时遭朝中百官中伤掣肘，袁崇焕还向崇祯皇帝奏道“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要求皇上不能听信臣僚的三言两语就打乱自己的部署。崇祯皇帝立刻安抚他“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随即赐予尚方宝剑，让袁崇焕在关外享有便宜之权。这下子，袁崇焕有兵有权，又有皇帝的无比信赖，可说是最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收复辽东应指日可待。然而没想到在短短数年后，1629年崇祯二年皇太极率领大军绕道蒙古袭击京师（今北京市），袁崇焕闻警急忙率兵千里驰援，竟遭崇祯皇帝认定纵放敌军，判处“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崇祯皇帝甚至还两度亲自审讯，最后论处“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的重刑，一代名将顿时成了通敌叛国的汉奸。
袁崇焕一死，《明史》惋惜道“天下冤之”，描述当时明人都以为袁崇焕受冤而死，然而这是清朝替袁崇焕翻案的语句。事实上，当袁崇焕下狱后，只有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平民程本直等少数人上疏营救，恳请崇祯皇帝念在彪炳战功赦免袁崇焕，其他原本交口称誉的百官们，此时竟一味迎合处于盛怒的皇帝，纷纷落井下石抨击袁崇焕“误国”。但安在袁崇焕头上的两大罪名，议和之事，本是袁崇焕用以阻挡后金攻势的缓兵之计，崇祯知悉后还“优旨许之”；至于杀死镇守在皮岛（又称椵岛，位在鸭绿江口，今属朝鲜平安北道）的总兵毛文龙之举，虽然毛文龙也有一把皇上御赐的尚方宝剑，袁崇焕属违制杀害，但崇祯“亦甚喜之，褒谕倍至，不嫌其矫诏”。故总的来说，崇祯皇帝与朝臣们以这些昔日允许的举措怪罪袁崇焕，未免有失公允。
崇祯皇帝与大多数明人都不认为杀害袁崇焕是种“自毁长城”的过错，即使在明朝灭亡后，遗民们在追忆亡国之恨时，仍不忘痛诋袁崇焕，甚至刻意无视他的战功、或提高毛文龙的地位。如曾先后向越南、日本请兵誓要“反清复明”的朱之瑜（号舜水，故又称朱舜水，1600─1682年），就詈骂“贼臣杨镐、袁崇焕前后卖国”；担任过崇祯皇帝经筵讲官的文震孟，其子文秉则诬蔑袁崇焕“原知辽不可复，冀以款羁縻岁月耳”，认为袁崇焕只想拖延时间、无意收复辽东。连袁崇焕的“五年复辽”承诺，也成了部分人攻击他性格急躁的罪证，而非想收复失土的赤诚之语。
在明亡后编撰史书《明季北略》的计六奇，也活灵活现地指称1629年皇太极攻北京城时，“遥见袁兵亦溷清兵劫掠，城内运饷袁营，反遗清寨”，竟宣称袁崇焕部队连同清兵一道劫掠、明朝给袁崇焕的粮饷也被转手至清兵手上，并指责袁崇焕避战清兵，袁崇焕通敌之罪霎时彷佛有了真凭实据。计六奇还以惊悚的笔调，记叙袁崇焕被活剐后，“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并自称遗老夏复苏告诉他：“昔在都中，见磔崇焕时，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这种恍如身历其境的回忆转述，令袁崇焕卖国遭恨的形象顿时又增加了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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