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共高级领导干部里有两位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军界里的徐向前与政界里的李先念。“先念生前也说过很多次，‘为什么我一直没倒，就因为毛主席把我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在李先念身边工作多年的朱玉向记者回忆。
徐向前与李先念，其实也是从西路军惨烈斗争中走过来的两位幸运者，“说他们是生死之交，一点也不夸张”。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李而炳少将曾在徐向前元帅身边工作过13年。谈起两位老革命家的友情，他感慨万分。“先念同志一辈子视徐帅为老师和老领导，对他特别尊重。”李而炳说。几十年，都是李先念过来看徐帅。徐帅年纪大了之后，说话声音有些低，加之山西口音很重，有时李先念听不清楚，指着李而炳：“给我翻译翻译!”
“我接触的徐帅，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心胸宽广，淡泊名利，当了元帅，他觉得是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受之有愧。而这么多年，我也很深刻地体会到一点：红四方面军以及西路军的历史，一直是徐帅心中的一个结。”
李而炳说，陈锡联、秦基伟、洪学智、陈再道等，很多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会常来看望徐帅，彼此间从来不谈西路军的事。“徐帅为了顾全大局，很多年都闭口不谈这些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将士可能对他多少有些怨气，觉得他不出面替他们说话。但是，没有办法，时机也不成熟。”李而炳说。
1979年，中央军委决定为每个元帅写一部传记。此事报告给徐帅时，他表示反对，他说，还是留给后人做结论吧。“因为我年纪比较小，说话不拘束，我急了：‘您老说让后人做结论，您作为当事人都不把话留下，怎么让后人研究?您也许不能指望别人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您可以把事实陈述出来。”徐帅听后，沉默不语。李而炳知道自己的一番话打动了老帅。
随后，朱玉、李而炳等人参与的传记工作组为徐向前的传记定下了主调：只陈述历史，不做评价，无论是对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还是西路军问题。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由此也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特别珍贵的材料。
李而炳回忆，在讲述西路军历程时，徐帅一如既往地平静，关键环节讲得很清楚。不过，“有时他也会有愧疚之情，他经常说，我当时不走(注：指与陈昌浩返回延安汇报情况)，跟大家死活都在一起就好了”。
1937年，在得知西路军完全失败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3月27日起集中5天批判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在会上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以后，中共党史一直沿用张国焘有“密电”给陈昌浩、徐向前，要“武力解决之”。
1982年徐向前郑重地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说：“1935年9月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任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执行过张国焘的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西路军甚至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后来长期笼罩在“张国焘路线”的阴影下。即便是徐向前本人，在西路军之后也经历了一段很微妙的“考察期”。抗战初期，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在129师当了一段副师长后，又被派到冀南搞平原游击战争；一年后，又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员，相继在两地打开了抗日局面。“直到这时候，中央北方局才有一个电报，说‘徐向前是可以信任的’。”
回到延安后，李先念连降六级，由军政委成了营教导员，最终还是因为毛泽东的干涉而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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