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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初，明代宗朱祁钰病重不起。而朝中皇储位置尚且悬空，究竟该立何人为新帝，皇帝朱祁钰和帝国首席重臣、兵部尚书于谦，在皇统继承问题上各有主张，分歧甚大。
这对曾经彼此知心、配合默契，令大明帝国度过建立百年来最大一次危机的君臣，此时已经是貌合神离。
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虏，京师三大营损失过半，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皇长子朱见深尚在襁褓，而且并非正式册立的皇太子，一个婴儿根本没有办法去凝聚危城人心。
年轻的监国亲王、皇弟朱祁钰手足无措，孙太后病急乱投医，在国难时一片迎立贤王声音中，打算迎立「诸王中最长且贤，众望颇属」的皇叔、襄王朱瞻墡。
此时，是于谦力主的「立朱祁钰为帝，朱见深为太子」之议，既符合国难立长君的现实需求，又最大限度保证了朱祁镇、朱祁钰兄弟的父亲明宣宗朱瞻基一系的权益，使帝位不致落入旁支，对得起明宣宗当年对于谦的君臣之遇。
大明少保、兵部尚书：于谦
否则襄王朱瞻墡有多名成年子孙，他若得立，则帝系转移变成定局。岂料这令此时沦为瓦剌俘虏的明英宗朱祁镇怀恨在心，认定是于谦勾结明代宗朱祁钰谋夺了他的皇位，并最终导致了于谦夺门之变后的遇害。
其后，瓦剌首领也先以朱祁镇为人质，屡屡要挟明廷，于谦坚决主张社稷为重，严词拒绝一切寇虏妄求，才令也先手中人质失去利用价值。同时又是于谦苦口婆心劝说现任皇帝朱祁钰“天命已定”，打消其疑虑。朱祁镇因而得还，不用在漠北吃沙子到死。
【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間主和，謙輒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
于谦为何既拥立明代宗为帝，又力主迎回英宗?正如数百年前的南宋岳飞旧事。
岳飞之所以干冒武臣涉政之忌，上书宋高宗赵构求尽快立储，正是针对金国欲立宋钦宗之太子赵谌为傀儡的图谋。
赵谌虽曾是大宋帝国正式册立的皇太子，本身也并无什么罪过，但经历“靖康之变”后，在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文武重臣心里，他就只是个辱宗庙罪人之子，绝不当立，亦不承认他是帝国皇储，因此只以“丙午元子”称之。
【近谍报,虏酋以丙午元子入京阙,为朝廷计,莫若正资宗之名,则虏谋沮矣。】——张戒《默记》
甚至对宋钦宗，岳飞随着政治上的成熟，也从早年的“迎回二圣”，改口为“迎回天眷”，只认可他是现任皇帝的亲属，身陷虏庭是国家耻辱，理应救回，而绝不认可这种辱国罪人是值得尊敬的先帝。
因此，当瓦剌人被迫送还朱祁镇时，大臣商辂希望朱祁钰在皇帝正殿文华殿赐宴，以示皇帝和上皇两宫同心，彼此无间。朱祁钰大怒，认为此言等同于逼他马上让位，愤然道「我不曾要做皇帝，你们众人劝我做，如今又要怎么?」
大将石亨一直包藏祸心，怂恿朱祁钰索性大开杀戒，又是于谦一句「大事已定，但要事体得宜」，暂时安了朱祁钰之心，安了满朝百官之心。
【銮舆既还，护送虏使同至，众议先一日于奉天门赐宴，次日就南内赐宴。公曰：“虏人此举实仗大义，若令进南内宴，彼见另居一处，未免退有后言。不若两宴俱就文华殿，示以彼此无间之意，庶可服其心。”太监兴安以闻。景庙大怒，急诏公等赴文华殿，面诘曰「我不曾要做皇帝，众人劝我做，如今又要怎么?」众皆不知，俱不敢言。石亨曰：「有什么说话的，碎碎砍了他。」于公谦曰：「大事已定，便有一言半语俱不必听，但要事体得宜便是。」】——《商文毅公言行录》
表面上，整个景泰年间，朱祁钰对于谦是言听计从，极为礼敬，屡加封赏，多次探视，远远超出了一个皇帝对臣子的限度。而景泰初年的朝政大事，也都由于谦一言裁决，名为兵部尚书，实为帝国的实际首相。
两人最值得称道的一段佳话，是御医给于谦困扰已久的痰疾开了方子，说要用竹沥(竹子经火烤后所流出的液汁)做药引子。当时北方地区竹林很少，竹沥不易取得。朱祁钰便带着随从到到万岁山，亲手为于谦伐竹取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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