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如何诠释“忠君爱国”?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我们常说，“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而“家国情怀”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心怀天下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内乱纷纭、外敌入侵之际，就会有士大夫或英雄人物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担负起对抗强暴、力挽狂澜的重任。
但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注意：古代的“忠君”与“爱国”常常混为一谈，可谓是一笔分不清的“糊涂账”。
例如《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苏轼也曾评价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杜甫虽然终身不得重用却“一饭未尝忘君”。
明代的“读书种子”方孝孺更是为了效忠建文帝，拒不为谋逆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不仅自己被凌迟处死，还连累亲友，被诛了十族(“九族”还要加上学生)。所以鲁迅先生认为他颇有些“迂”：谁当皇帝本就是他们朱家的家事，何必如此固执!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忠君”与“爱国”不分的现象呢?
首先，自然应该站在古人的角度历史地认识这种现象，毕竟我们无法要求古人具有现代意识;另外，当然也要认清这种观念的历史局限性，剔除糟粕，以服务于未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谓的“国”就是“天下”，“天下”不是普通庶民的“天下”，而是皇帝的“天下”——皇帝的“家”，这是皇帝家族的整体利益。用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的话说，这叫“家族统治”模式。
《礼记》中说，中国历史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天下为公”阶段，二是“家天下”阶段;“天下为公”阶段已经过去，如尧舜禹或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先秦以后的古代社会是“家天下”阶段。
儒家思想的全部命题始终围绕着如何治理“家天下”展开讨论。如君臣父子之道、忠君爱国之道、心性修养之道，等等。
中国社会的“家天下”从商周开始，直至清朝，即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
中国古代的“家天下”文化和儒家思想有关。
儒家最看重社会的整体利益即国家利益。儒家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一份子，有义务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但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君主制社会，国家的所有权力掌握在皇帝家族手里，所以国家、社会的利益首先是指皇帝家族的利益，而非普通庶民的利益(权利)。
从这个层面说，中国古代社会不同于西方古典文明的“国家”模式。
在希腊、罗马时代，国家是指由全体公民组成的集团，如雅典公民团体、罗马公民团体。这种公民团体集体参政、议政，共同商讨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雅典国家又叫民主制国家，罗马社会又叫罗马共和国。
希腊、罗马文明的“国家”概念和全体公民的利益有关，公民占全国总人口的一部分，其余人口或者是奴隶，或者是外国人。
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或外国人不是公民，没有公民权，所以希腊、罗马的国家模式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社会又叫封建社会或君主制社会，真正的“封建社会”不是秦汉以后的朝代，而是夏商周。
比如西周，周天子分封诸侯，周天子在上，诸侯在下;周天子负责统领天下，诸侯负责治理地方，这种等级秩序不能颠倒或混乱。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既是亲戚，又是臣民，这叫尊尊和亲亲。
秦朝以后，中国进入郡县制社会。秦汉以后的郡县制不同于西周的分封制。分封制的诸侯权力很大，有独立封地，可以自主收税和任免官吏。
郡县制则不同，郡县制的地方长官由皇帝独立任免，地方长官没有封地，没有赋税权，只是依靠朝廷俸禄生活。
虽然秦汉后的郡县制不同于西周的分封制，但维持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基本一致，即儒家提倡的周礼，或叫君君臣臣之道。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某一姓氏的天下，古代的“国”是某一家族的“国”，和普通庶民的权利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家族统治”实质上是一回事。
如西周的“国”是周代皇族的天下、秦朝的“国”是秦始皇的天下、汉朝的“国”是刘邦一家的天下、唐代的“国”是李渊或李世民一家的天下、清朝的“国”是爱新觉罗氏的天下，等等。
在这种社会形式中，天下、国家和皇族利益是一个概念，本质上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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