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儒家文化一直作为社会的核心文化。儒家从春秋时期孔子单纯的儒家，经过千百年的世事变迁，融入道家、法家、杂家等其他学说。自汉武帝开始，中国王朝统治者想要国家强盛，必须奉行“外儒内法”的执政方式。儒家讲究人内在的道德教化，法家注重人外在的制度约束。道德教化的标准不能说一成不变，但大致方向始终不会动的，只有些细枝末节会改变。而制度约束就不同，必须跟着社会发展进行变革。韩非子的《五蠹》有言：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社会变化，一切事情也要随着变化;情况变化，政治设施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中国封建社会一次次的大变化大变革中，均是以“变法”为其关键。变法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性因素，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梁启超、谭嗣同等到近现代变法，变化者作为挑战者对不同的利益阶层进行挑战，实现权力的重塑和利益的爱分配。明王朝的晚期，百业凋零，国家日渐衰败，朝廷威信江河日下，中央政府内不能安百姓，外无法抚四方蛮夷。中国王朝与前面的诸多王朝一样，站到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张居正为何要铁了心变法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大方面来看。
荒废武备
万历皇帝之前的嘉靖皇帝和隆庆皇帝，让本是个水壶的大明朝彻底漏成筛子。明朝中后期，北方蒙古铁骑绕过布满雄关要塞的边境线，直插大明内地大肆劫掠，土木堡之变的惨案就像近在眼前。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部越长城过入蓟州攻古北口，北京城近在咫尺，下一个土木堡之变即将发生。蒙古人完成对北京城的围攻，情况万分紧急。大明初期永乐朝，北京周边成建制吃皇粮的军队有八十余万人，至嘉靖年间数次裁撤后，京营额军仅有10.7万人。但这10.7万人，只是记录在册的，并非实际兵力，朝中的老狐狸心里清楚的很，因而当俺答进犯京畿时，兵部尚书丁汝夔立即清点各营，发现只剩 5.6 万人。
这五万六千人是完全不顶用，策令他们出城驻防，一时间哀嚎遍野，朝廷诸公也没指望他们，立马请来勤王诏书。大将军仇鸾等率5万余人增援，然而战端仍不敢轻启(无足够能力抵抗)，双方僵持住。而时任内阁首辅的严嵩已经在联合一些大臣将军商量迁都一事，想将未来崇祯想干的事给干了：只要不打仗，什么都能提。徐阶等大臣则有不同意见，认为大明不可轻易许诺他们什么，便想出个缓兵之计，让俺答领军退回长城之外，然后用汉文写下“求贡书”交由大同守将接收传至中央。徐阶的计策果然奏效，为大明争取来利益最大化，战争也没有掀起。
如此荒废的武备，让张居正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整顿好北方边防，不能像严嵩等人那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敷衍了事，做表面文章。
混乱吏治
政治黑暗、贪污腐败、效率低下等晚明官场的常态，亦是历代王朝晚期的惯例，不过晚明的实在过分，这与皇帝的不作为和百官的不作为关系十分密切。混乱吏治带来一系列的深远影响，最明显的就在财政拮据。据《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的表述，宛平知县沈榜声在每年要向27 个不同部门缴纳所收的税款，总数却不过两千两，足见其行政效率之低下。这还算好的，有些官员吃空饷，每日不知在干什么，吃吃喝喝地上班，该干的事不去干，当然也是因为没人管他们，因为从上到下的官员皆是这番姿态。中国古代王朝的政府系统是许多现代国家学习的对象，在当时是最为先进的官僚系统，不过还是有这样的差错。
那时候的明朝，民间广泛流传着一段民谣：“儒生曳白，无如国子监;天文固陋，无如钦天监;音乐舛廖，无如太常寺;书之恶劣，画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化、武英两殿。”歌谣有所不实，但也能体现出在百姓眼中，自己政府官员作风和形象如何。某些贪官污吏的形象，还被堂堂正正写入当地县志当中。
为困难财政
国家富强，富在强前面，要想强，必须富。不过并非富了就一定强(例如宋朝)，但不富就一定不强。大明财政的困难程度，已经到一个令人触目惊心、山穷水尽的地步。财政赤字十分严重，例如在隆庆三年预算收入是250万两白银，支出却达到400万两白银，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裁撤闲散官吏能够改变，必须要大刀阔斧去改革。财政之困难，不仅做不到巩固国防，就连基本的维持也十分艰难，没有足够的钱粮。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