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自即位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容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盘据朕尸，勿伤公民一人。”
1644年3月19日凌晨，33岁的崇祯帝在蓝色袍服上写下如许一段话后，自缢于煤山半山一棵歪脖树上。自始至终，崇祯帝都认为，是大臣们害了他，以至于葬送了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真的是如许吗?
谜底或者要让崇祯帝失望。事实上，崇祯帝继位时，还有一手好牌。恰是他本身糟糕的牌技，将这一手好牌打烂，最终葬送明朝大好锦绣河山。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300多年前的1627年。那一年，有名的“木匠皇帝”、天启帝朱由校因服用“仙药”不测身亡。天启帝没有子嗣，他在留下遗命，将帝位传给弟弟朱由检。17岁的朱由检就成为大明王朝第16位皇帝。
我们先来评价，朱由检接办时明朝处于什么状况。
从财务状况上看，天启帝恢复了被万历帝取销的工商税、海税，有效地增加了国度财务收入，让朱由检的明朝中央当局不差钱。1628年，仅太仓收入的银两就达到了700余万两，是1626年的近两倍。1631年，太仓收入的银两达到了创记载的1200万两。
财务收入增加，就意味着有充沛的军费匹敌虎视眈眈的后金政权，就意味着可以让受灾的农民实时获得拯救--当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安身立命时，鬼才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动员起义呢。
从政权不乱上看，醉心于木匠活的天启帝，带来了一个不测的结果:因为没有皇帝的瞎折腾，国度治理系统反而处于一个对照均衡的状况。大多数文臣武将都尽心尽责地在岗位上为国度效力，维系政权运转。
稀奇是，崇祯帝在朝之初，国度涌现了一批敢接触、会接触、不畏死、善用兵的军事人才，如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等，他们活跃于各条战线，撑起了残山剩水。若是崇祯帝可以知人善用，宽怀看待，怎么能让戋戋一个后金养虎为患呢?
然而，崇祯帝上台后，都干了些什么?
崇祯帝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取销了工商税。取销工商税，让江浙一带的殷商眉飞色舞，可国度没钱了，连发军费都成了难题。“戎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军费，这辽东的仗怎么打?于是，又赶紧加征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项钱粮。
工商税的征收对象首要是殷商，“三饷”的征收对象是除贵州等少数区域外的全体农民。取销工商税，加征“三饷”，这完满是“劫贫济富”的节奏。再加受骗时陕北一带天灾络续，民不聊生，可崇祯帝倒好，不只不实时赈灾(国库也没钱)，反而派戎行到陕北加征“三饷”。这不是逼民起义造反吗?
这一点，就连清廷统治者都很清楚，他们在总结明朝的经验教训时说:“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乃至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尔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吃力累小民，剔脂刮髓。”
外有后金虎视眈眈，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面临内忧外患，岂非不该该是选贤任能、拒虏剿贼吗?
前面说过，崇祯帝一朝有三位精良的军事人才，即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他们都是治军的高手。袁崇焕培养了关宁军，卢象升培养了天雄军，孙传庭培养了秦军，为大明王朝的不乱立下汗马劳绩。然而，崇祯帝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呢?
袁崇焕的事迹人人都知道，他屡屡挫败后金，所构建的“关宁锦防地”，让清军望而却步、难以超越。后来又千里驰援，打赢了北京守卫战，保得了朝廷平安，可却因遭到崇祯帝猜忌，被以“谋反”的罪名处以凌迟之刑;孙传庭在抗击高迎祥、李自成的农民军上屡立奇功，他在黑水峪之战中俘获了高迎祥，在潼关南原伏击李自成，使得李自成三军覆没，仅以18马队突围而走。可就因为他谏阻秦军北上蓟辽，被崇祯帝以“恃娇”之罪除名坐牢，达三年之久。1643年，孙传庭马革裹尸，崇祯帝竟然猜忌他诈死潜逃，没有赐与赠荫;卢象升也是一名可贵的军事奇才，他多次击败高迎祥、李自成农民军。1637年，皇太极命多尔衮南侵，从喜峰口攻入京畿，卢象升衔命前去抵当。因为崇祯帝狐疑太重，他虽身为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实际上可以调动的军力只有不到两万，导致兵少被围，战死河北。
崇祯帝生性多疑、尖酸寡恩是很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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