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里，清代法律应该说是非常健全的，同时清朝惩贪“执法未尝不严”，仅乾隆一朝，因贪污受贿而被处死的封疆大吏就有二十余人，但仍然无法遏制吏治日下的趋势，所谓 “诛殛愈众，贪风愈甚”。很多清史研究者都认为清代吏治腐败，跟清朝制定的“完赃减等”定例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
清朝的“完赃减等”定例普遍而长期适用于侵盗、贪污等犯罪，对清代愈演愈烈的吏治腐败，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第一贪官和大人
历代法律体系都把奖廉惩贪作为治官之本，因为吏治清明与否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早在春秋时期，晏子相齐时便说过：“廉者，政之本也”，汉文帝也认为“廉吏，政之表也”。清朝的康熙也深知 “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
中国的封建王朝惩贪的法律有一个基本特点，即以赃定罪，严治枉法。唐律有 “六赃”，其中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 “三赃”，俱指官吏而言，而以枉法最重，不枉法次之，受所监临又次之。
自唐宋以来，枉法赃皆有死罪。唐律规定: 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至十五疋绞; 不枉法者，最高刑罚为加役流。宋朝虽然比较仁厚，对一般犯罪都能从轻，独于治赃吏最严。宋太祖、太宗两朝，官吏因赃罪处死者便高达五十余人。王安石曾说: “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
明太祖朱元璋对吏治的治理更加严格，“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法令森严，百职厘举。”官吏一涉赃罪，不但本人要治罪，甚至其子孙也不得出仕为官。
清初贯彻“治国安民，首在惩贪”的宗旨，将枉法赃八十两定为实绞、监候两种处罚。但是对于“贪污”犯罪之外的官吏对国家财物的非法占有，定为“侵盗”罪，惩罚比“贪污罪”为宽。
相对明朝，清朝对官员侵盗罪的惩罚比较宽大，并将这种“宽大”逐步扩展到贪污犯罪的处罚之中。康熙二十七年，将贪赃罪的死刑门槛提高到三百两。雍正三年，又把死刑门槛提高到一千两以上，多以斩监候为主，并作为 “正例”相沿。所以说清代“律文极严，而例则极宽”。致使清代侵贪犯罪，实际上适用死刑的案例较少。
康熙五十三年，刑部尚书赖都奏称，现在亏空积至八百余万之多，其中不无家产可以清还，请分限减等，并严承追官员处分之例，经吏、户、兵、刑四部会议: 凡侵盗挪移应追之赃，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 若不完，再限一年追赔，完者免死减等发落，不完照原拟监追，仍再限一年，著落犯人家属追赔。如果家产全无，保题豁免。四部议奏后，奉旨依议，钦遵在案。
乾隆十二年，刑部上奏：查得刑部定例，凡侵盗挪移应追之赃，分限三年，一年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应满徒; 二年内全完，死罪应满流，不完者照原拟监追。其三年之内全完，如何减免之处，请乾隆圣断。乾隆大惑不解，下令 “查此例系何年何人所定，并雍正年间审明实系侵盗之犯，曾无一人正法者乎? 并令将三年内亏空全完，作何拟罪之处，一并查奏。”
经过大学士张廷玉等人查阅刑部案卷，共查出四十起，处理结果大体有六种情况: 其中有在监病故者，有限内全完照例减为流徒者，有援赦得免者，有奉恩旨减豁者，有妻子入辛者库者，有发往军台效力者。
之后张廷玉等复奏: 完赃减等立法本意是给侵盗罪犯，特别是死刑犯人宽以时日，使亏空得以补齐，但因“定例只照原拟监追，而历来成案又未拟入情实，竟似拖欠帑项可以不至正法，诚如圣谕，如此科断，殊非惩贪之意”。为此建议:嗣后亏空人犯除一年二年完赃减等仍照定例办理，若三年之内有能将亏空全完者，令该部具折请旨，或照二年之例减流，或照原拟监候，其完赃不能及半者，应即入于情实案内，以彰国法。使得“侵盗人员知有正法之日在，已侵者不敢复存幸免之心，即未侵者亦皆知所儆畏，贪风或可稍戢。”
根据此次核查，雍正十三年间，没有官员因侵贪被处死刑。特别是侵贪数额达450 万两以上，最后仍有四十万两没有 “完赃”的原山西巡抚苏克济，也奉 “特旨释放”。这说明完赃减等例在雍正一朝广泛适用。而无论从立法到司法，雍正朝对完赃减等例，实行得更为宽纵。
雍正元年据此定例: 侵盗钱粮挪移亏空监追等犯，遇恩赦仍行监禁严追，有能三年内全完，免罪释放。这远比康熙五十七年 “完赃减等”例更为宽纵。由此， “完赃减等”例也被称为“完赃减等”免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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