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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准战争中的最大败绩——雍正九年(1731年)的和通泊之战，网络上常有损兵三万，五万，北京旗人家家戴孝的说法。但根据原始档案记录，清军此战出兵总共一万人，其中阵亡、被俘7226名，损失在70%以上，逃出者也大多带伤。才损失了7000多人，为什么此战还被美国的中亚史学家斯塔尔认为，是19世纪以前清军最大的一次败仗呢?
仅仅损失7000人，就使得大清王朝上下震动，似很奇怪。然而雍正八年春，负责屯兵科布多之地察罕叟尔北路清军的靖边大将军傅尔丹，曾计划分兵四路，每路设兵2000，经布拉罕(bulagan)、布鲁尔(burul)、库列图(kuriyetu)、奇兰(kiran)道穿越阿尔泰山，直抵准噶尔本土，凭借8000精兵出其不意，与西路的岳钟琪夹击准噶尔，对准部造成致命打击;只是因为偷袭计划泄露，行动才不得不中止。可见由于西域险远，供给粮饷不易，不得不采取精兵战术。而雍正帝和麾下诸将也对清王朝精兵的战斗力颇有自信。
康熙末年征讨准噶尔，南路战兵1.6万，辅兵1.7万，合计3.3万人，北路战兵1.2万，辅兵1.3万，合计2.5万人，总计战兵不到3万，而一年需粮14万石，因为路途遥远，一石需白银30-100两，仅仅因为转运粮食，准部之役前后八年就耗费了至少3000万两以上白银，尚不计武器盔甲之费，马匹草料之资，士卒饷银赏赐之耗等等。因此康熙晚年征讨策妄阿拉布坦，除了驱准保藏，西藏失而复得，强化控制力之外，只落得海内虚耗。以准噶尔动员力论之，计其本部及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辉特、和硕特诸台吉属人，人口在50万以上，战兵4-6万，但由于西线要与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乃至俄罗斯对峙，能用于与清廷对抗的不过其半国之兵。准部虽然奴役着多达百万的维吾尔人，可以收取贡赋，强化武备，但军队占人口如此高比例，兵员也断不及以举国之力供应的清军装备精良、训练整齐。和通泊之战战前，清军仍如康熙末年进讨一样分西北两路。其中北路由满臣傅尔丹率领，在科布多之地的察罕叟尔设大营;西路则由汉臣岳钟琪率领。
雍正八年十二月，准噶尔抢先出招，大将小策零敦多布率5000兵力劫掠西路科舍图(kešetu)牧场，兵锋直抵哈密城外的塔尔纳沁(tal nacin)。清军阵亡汉蒙官兵3243人，折损牲畜高达122557头。穆瑚立(muhūli)宰桑也率领1000兵力在青海取胜，哈吉尔(hajir)卡伦被攻陷，牧于德布特尔(debter)马畜尽失，札萨克策零纳木扎尔(cering namjar)以下百余人被俘。雍正被迫调兵驰援巴尔库尔，并增兵青海，严守噶斯(gas)口岸。
由此可见，虽然准军单兵战斗力不如清军精锐部队，但是却已经彻底碾压了清王朝的杂牌军，这显示出三征噶尔丹之役后，清军的快速退化。与噶尔丹对决时，乌尔会河之战中清朝杂牌军至少还能与准军作战甚久，此时却完全不堪一击了。在雍正帝看来，北路傅尔丹兵强，西路岳钟琪兵弱。准噶尔在西路获胜，必将更注重于西路，因此令傅尔丹抓紧在阿尔泰山北面科布多筑城，而后相机进讨，攻打准部侧后。科布多筑毕后不久，傅尔丹便收到消息，有两万多准噶尔军队集结在阿尔泰山方向，准备用科舍图牧场的故伎，偷袭其薄弱部队，劫夺清军牧场。
如果是劫夺牧场，断不需这么多兵力。然而傅尔丹军游骑所捕得准噶尔俘虏，及当年十月(和通泊之战后数月)投奔清朝的土尔扈特人巴图都是如此说法，可见准军对军队内部是如此宣传的。笔者观点，准军统帅大策凌敦多布素以足智多谋著称，他知道清军精锐装备远胜准噶尔军，且有科布多城依托，主动进攻不可能讨到任何便宜，于是将己方全军也骗过了，只说是去劫夺清军牧场。傅尔丹认为准军既然是来劫夺牧场，一定没有做好打硬仗准备，此时正处于拉长队形的疏散行军状态。己方兵精，正可以雷霆万钧之势突入，歼其一部。当时北路共有兵丁2万人，辅兵不详。傅尔丹挑选京旗、右卫、盛京、乌喇驻防精锐，及索伦鸟枪骑兵2000人，合计一万人。这一万人可以说是当时大清国最精良善战的队伍。此外，傅尔丹又安排都统衮泰、总兵胡杰率满洲兵1300、绿旗兵6000守卫并抢筑科布多城;以名将费扬古(fiyanggū)之子，参赞大臣陈泰(centai)、副都统阿三(asan)领满兵2000扼守科布多河东，准备接应即将到来的察哈尔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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