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商鞅重刑的原因是什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历史上，商鞅对百姓并不残忍，甚至可以说他是爱民的。之所以我们会留下商鞅对百姓残忍的印象，这和《史记》有关。
首先，商鞅重刑并不是为了压迫百姓，而是“以刑去刑”
历史上，大多数文人将商鞅评价为“刻薄寡恩”之人，这主要和商鞅推行严苛的法律有关。在封建社会，礼治和法治同时并存。在儒家看来，礼治要重于法治，因此他们主张对百姓施行轻法。商鞅则是法家代表人物，主张对百姓施行重法。
但商鞅重刑并非是不仁爱的表现，它只是为了严惩犯罪。记载商鞅变法思想的《商君书》中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也就是说用较重的刑罚可以减少犯罪，国家就能治理的好，而用较轻的刑罚则会纵容犯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商鞅不仅主张施行重刑，而且主张“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即“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这也说明，商鞅重刑不止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而是全体秦国国民。
太子赢驷，即后来的秦惠王
商鞅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是这样做的。公元前346年，太子赢驷触犯了禁令，商鞅上奏秦孝公，要求对太子严惩。按照当时的法律，太子应该被处以黥刑。但由于赢驷是未来的国君，因此就由他的老师代他受刑。虽然太子没有受罚，但“打狗也要看主人”，自己的老师受刑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侮辱。
因此，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商鞅施行重刑初衷是为了减少犯罪，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平民百姓的权益。而且商鞅施行重刑是针对全体国民的，即使是太子也因触犯法律受到了严惩。
商鞅变法
司马迁没有客观评价商鞅
开头已经提到，之所以我们会留下商鞅对百姓残忍的印象与《史记》有关。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评价商鞅的：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司马迁为商鞅定下了“天资刻薄”的总基调，这被后世文人所采纳。司马迁还将商鞅秉公执法的一些行为看成是“少恩”的表现，比如惩治太子。司马迁因此得出，商鞅被“车裂”而死是罪有应得。
评价历史人物当然不能仅看一本书，再看看《战国策》是怎么评价商鞅的：
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 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
《战国策》客观的记述了商鞅变法所取得的功绩，即“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道不拾遗”显然是一种好现象，是有利于老百姓的。而且《战国策》还记载了秦孝公想把君主的位子传给商鞅一事，这一方面说明秦孝公非常认可商鞅的才能，另一方面说明商鞅秉公执法惹了不少人，秦孝公很担心他的安全。如果商鞅接了秦孝公的班，自然没人敢动他。但商鞅感念于秦孝公的知遇之恩并没有接受，这说明商鞅绝非司马迁口中的“刻薄寡恩”之人。
秦孝公死后，等商鞅辅佐秦惠王稳固住王位后就选择了辞官归隐。商鞅辞官归隐，显然是意识到自己变法得罪了太多人，如果不急流勇退，日后恐怕难以善终。但由于商鞅在百姓中的声望太高，秦惠王担心自己的统治会受到威胁，最后还是将其除掉。
为何司马迁会对商鞅做出不客观的平均，这可能和他对法家的态度以及自身经历有关。司马迁曾经对法家有这样一番评价：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在他看来，法家不分高低贵贱的做法，会断绝“亲亲尊尊之恩”。虽然能起到一时的效果，但并不能走远，也就是“严而少恩”。从这能够看出，司马迁是站在儒家这一边的，他非常鄙视法家轻视礼治的做法。
李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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