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和议以后，奸相秦桧开始长期擅权。宋高宗自绍兴八年专注对金求和时起，秦桧就一直是独相。但绍兴十一年的“绍兴和议”,“方约和时，《誓书》有不得辄更易大臣之语”。这方面是金朝统治集团看中奸相秦桧是一条忠实的走狗，另一方面又将奸相秦桧是否掌权，作为宋高宗是否对金屈服的标志同时还保留赵桓(宋钦宗)这张牌，以便在宋高宗不愿再屈服，而金的兵力又不足以压服南宋时，随时另立赵桓为傀儡。
以致当赵桓于绍兴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1156年)六月死后，由于当时的金帝完颜亮南侵的准备尚未作好，仍然对南宋封锁赵桓的死讯，直至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金完颜亮即将南侵前，才向南宋宣布赵桓的死讯。“绍兴和议”以后，宋高宗“以国事委之(秦)桧，以家事委之(宦官张)去为，以一身委之(医官王)继先。(王继先)所以凭恩恃宠，靡所忌惮，而中外之士莫敢议者三十年”。秦桧为勾结王继先，指“使其夫人王氏与之(王继先)叙拜为兄弟，往来甚密”。结成秦桧、王继先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秦桧由于有金统治集团撑腰，基本上控制了南宋的朝政，宋高宗除在特殊情况下稍作干预，以表示皇权的存在外，上至执政大臣的去留，下至地方州级长官的任免，主要取决于秦桧，部分则受制于王继先、张去为等佞幸。
秦桧为了独掌大权，在杀害岳飞、排斥韩世忠之后，就将矛头指向协助残害岳飞的主要帮手张俊。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秦桧指使人奏称：张“俊据清河坊以应谶兆，占承天寺以为宅基，大男杨存(沂)中握兵在行在，小男田师中拥兵于上流，他日变生，祸不可测”,直接攻击张俊准备谋反。独掌兵权的枢密使张俊被迫辞职，进封清河郡王后奉朝请闲居。从此，朝中已无可以与秦桧抗衡的大臣。其他执政大臣，都是由秦桧提拔的“柔佞易制者”,他们与秦桧“既共政，则拱默而已”,完全是秦桧的应声虫，不敢有丝毫异议。尽管他们如此顺从，也经常是“或阅月，或半年即罢去”,以免他们久任执政后影响到秦桧的相位。
秦桧公然“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秦桧自己更是一门富贵，养子秦熺(秦桧无子)及孙辈均为高官，亲党故旧无不夤缘高升。当秦嬉升任知枢密院事后，秦桧向他亲近的理学家胡安国之子胡宁问道：“儿子(秦熺)近除，外议如何?(胡)宁曰：外议以为公相必不袭蔡京之迹”。这是将秦桧间接地比作北宋末年的奸相蔡京，其实奸相秦桧的权势远远超过蔡京，以致此时尚在世的蔡京旧吏高栋对人说：“看他秦太师，吾主人(蔡京)乃天下至缪汉也。”
绍兴二十年正月，发生了杨沂中主管的殿前司后军低级武官施全，乘秦桧坐轿上朝时刺杀未遂的著名事件，施全被捕后声明他是因为秦桧向金屈膝求和而谋刺他的。从此，秦桧每出行便带领五十名卫兵，秦府门前也派兵士防卫。秦桧也许受此惊吓，当年九月起开始生病，到绍兴二十五年十月，恶贯满盈的奸相秦桧病死。“天下酌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张浚的奏章真实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独夫民贼奸相秦桧之死的额手称庆的情形。
后宋高宗谥秦桧为忠献，还亲写“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作为秦桧神道碑额，但是，秦桧神道碑“有其额而无其辞，卧一石草间，曰：当时将以求文，而莫之肯为”。竟然没有一个文人愿意为奸相秦桧撰写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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