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块的争夺尘埃落定，而这个项目又走上了一场马拉松的起点。巨额的资金投入，漫长的开发周期，以及一切可预知和未知的挑战，注定这个项目将是一路坎坷。
位于长安街与东三环交汇处，取意于古代祭祀礼器“尊”的中信大厦“中国尊”，还没有完工便已经成为北京的一个新地标。
这座高528米、地上108层、地下8层，集甲级写字楼、会议、观光以及多种配套服务功能于一体的超高层建筑，目前正在对机电、幕墙和内部装饰等系统进行收尾和调试，进入“马拉松”的最后冲刺阶段。
中国尊的“操盘手”、中信和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和业”)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伍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尊将于今年年底竣工，2019年第二季度正式投入运营。目前，中信集团总部、中信银行和阿里巴巴集团已确定入驻。
在占地约30公顷、规划建筑面积约为150万平方米的北京CBD核心区，将有19座摩天高楼在这里耸天而立，重新定义北京的天际线。而随着中国尊的落成，这条天际线的制高点将被锁定——528米。
这座带着浓厚中国风的超高层建筑缘何而起？作为北纬39度以北地区最高的超高层建筑，中间又经历了哪些曲折？它带来的是怎样的建筑叙事？
2010年8月2日，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的九华山庄，人头攒动，装着各式各样规划和建筑单体模型的盒子被一辆又一辆的卡车运来。现场显得有些混乱拥挤。
上午9点半，由北京市国土局、规划委、CBD管委会组成的联合招标工作组开始接受企业的竞标。截至前一天中午，共有61家主体单位、280个竞标方案参与竞标，一同争夺“CBD最后一块宝地”的入场券。
这次划分出的12宗“热土”中，包括上半年遭遇无人竞价、后又被暂停交易的中服地块。之前，这块地要求购买人须为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联合体，但在这次竞标中，应标门槛有所放宽。
根据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发布的《CBD核心区12宗土地规划方案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招标答疑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除规划设计单位不允许独立投标外，境内外企业均可参与投标，可以独立投标或联合投标；对投标人参与投标的宗地数量也不做限制。
这场竞标成就了一场跨行业的企业巨头集会。万达、万通、SOHO中国、远洋等知名开发商悉数现身，中信集团、民生银行、泰康人寿等企业也跃跃欲试，此外还有汇丰银行、正大集团、三星集团等跨国企业以及和记黄埔、九龙仓等香港房地产公司，甚至安邦保险、周大福、盛大网络等跨行业企业也云集于此。
一向高调的潘石屹在微博上将这次竞标称为“历史上最庞大的土地投标”。现场竞标企业参与投标的土地数量普遍多于一宗，包括SOHO中国在内的几家企业全部投标12宗地。
这12块划出来准备投入竞标的土地，显然是CBD核心区中寸土寸金的“宝地”。而在政府的规划中，究竟描绘着一个怎样的CBD图景？对于CBD核心区的功能和前景，《备忘录》中是如此期待的：未来的功能中心和视觉的聚焦点。
中国尊设计总负责人邵韦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09年开始，北京市对核心区的原控方案进行了调整，希望核心区建设能够更好地体现北京城市发展水平，这需要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高度整合，重新界定人与城市交通、市政、地下空间、景观和建筑的关系。”
邵韦平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参与了这张蓝图的绘制工作，他的另一个身份是：CBD核心区规划及城市设计项目的责任建筑师。
这块最为完整的待开发土地要成为区域商务的“点睛”之作，系统整体地规划、选择最优设计方案尤为重要。
此次竞标与以往不同的是，要“先审规划，再行投标”。对12宗土地的综合规划方案要通过了才能参与单体竞标。具体来说，CBD核心区12宗土地的招标采用“综合评标”的方式，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规划设计方案投报，第二阶段为综合内容投报，包括土地出让金的数额、付款进度等。
11月15日晚间，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网站发布的第一阶段评标结果中，中信集团(A53)以五次方案排名第一成为首阶段评标最大赢家，其中包括Z15地块的方案。
Z15方案，是一座规划建筑面积为36万平方米、定位“北京第一高楼”的项目，在这场角逐中备受瞩目。
26家投标企业、76个设计方案瞄准这块土地而来。为了赢得这场竞标，中信集团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建院”)以及泰瑞法瑞尔设计公司等机构组成了联合体，对Z15的建筑进行设计。他们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礼器“尊”，希望赋予它简洁大气的中国元素和审美。
对Z15地块的争夺随着一关一关的递进越来越白热化，中信集团、万达、海航集团三家企业进入了第二阶段的竞争。其后，对地块归属的猜测如同击鼓传花般在三家企业之间传来传去，万达更是造出声势：“对Z15地块志在必得。”
最终标底价是50.575亿元。中信集团给出总价63亿元的报价；同场竞争的海航集团出价59.5亿元；而此前声势浩大的万达则以45亿元报出了低于标底价的废标。
2010年12月23日，中信集团收到Z15地块中标书，成为“北京新地王”。“在地王扎堆的2010年，寸土寸金的CBD核心区，这个成交价格也还称得上合理。”业内一位不具名人士如此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
“这次竞标中信集团总体上是成功的，因为它既是地块的中标方，同时它所带的方案也被选上了。而更多的情况是地块规划方案和中标方是不完全匹配的。”邵韦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地块的争夺尘埃落定，而这个项目又走上了一场马拉松的起点。巨额的资金投入，漫长的开发周期，以及一切可预知和未知的挑战，注定这个项目将是一路坎坷。
地块已经“落袋平安”。然而接下来的四个月里，Z15地块没有任何动静，规划图迟迟没有出炉。
面对无从下手的项目，中信集团想到了王伍仁。彼时，王伍仁因为操盘备受瞩目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而名声大噪。
2011年8月2日，王伍仁从香港返回北京，以中信地产总工程师的身份加入中信集团。三个月后，中信集团的业主执行团队——中信和业成立，王伍仁担任总经理，负责中国尊的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王伍仁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设计团队。“14家设计、顾问、监理存在任务重叠”，多方比较拣选之后，他将14家压缩至5家。
一线工作经验丰富的王伍仁常提“鸿沟”概念：在概念设计与设计深化之间、设计与施工之间有两条“鸿沟”，带来的是理解误差和时间成本。
“对中国尊的关注，不仅仅在于它的高度，更在于它实现的建筑精度和品质。”在设计总负责人邵韦平看来，中国尊的美有两层：一层是显性的美，是建筑蕴含的独特、稳重、大气的美学与视觉审美，以及与周围环境的融合和与北京古都气质的契合；另一层是隐形的美，是中国尊建筑实现的高性能与高品质。
通常，设计对建筑的关注更多在于建筑的外观、结构等形态带来的审美享受，对后期的建筑细节并不重视，建筑细节要到施工时再完善。设计与施工之间存在的这条“鸿沟”，是建筑从概念方案到可实现模型的阻碍。
这条“鸿沟”由来已久。“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当时清单上有192项重点项目，最终建成156项，那时候就留下一个规矩，搞施工的人不能搞设计，这条红线一划就划到了今天。”王伍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国际建筑领域的一个概念给弥合这条“鸿沟”带来机会——EPC(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工程总承包)。EPC是指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实行阶段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
王伍仁打了个比喻，“说到这三项对成本控制的贡献率，设计相当于西瓜，采购相当于苹果，建造则像花生米。长久以来，我们就盯着这个花生米，加班加点压缩工期”。
在王伍仁看来，超高层建筑开发建设中，70%以上的投资是由设计阶段决定的。“这种特大型工程，现金流的难度非常大。做业主则必须考虑到底要投入多少钱？现金流怎么维持？采用什么样的开发原理？如何节省财务成本？这些都是关系到项目能否顺利竣工的关键。”
除了建造成本，设计也是关乎后期高昂运维成本的关键因素。但是超高层领域普遍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的问题。按照英国DEGW公布数据，项目建设期费用与维护费用之比约为1：3至1：4。以中国尊项目建设期投资180亿元来计算，运营维护成本在540亿元～720亿元之间，按建筑65年寿命来算，每天需要230～300万元的维护费用。
邵韦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尊对设计精度的控制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它要求设计师对所有涉及建筑形态的构件进行基于建筑学的几何控制。
对设计方案进行可行性及经济性的充分审核、论证，及时发现设计问题优化设计，既能减少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拆改，又能有效控制未来的运维成本。达到高精度的几何控制需要另一项技术的加持——BIM(BuildingInformationModeling建筑信息模型)系统。
在设计凤凰国际传媒中心时，邵韦平曾使用BIM系统模拟建筑形态，“以往对建筑形态多是其表皮最外观的部分进行控制，中国尊项目通过BIM模型对所有的结构构件进行几何划分，比如将建筑形态划分为基础形态、结构形态、表皮空间、模数控制，这样把结构工程师解放出来，不需要再在定位上花费太多的时间，这部分由建筑设计师来完成。”
举例来看，中国尊呈现的是比较周正、规则的形状，但是由于其收腰的趋势，使得幕墙的所有板块几乎都是非标准的。为了降低实现的难度，设计师通过几何控制进行有理化“归类”，使得幕墙的类型和数量减少，降低建造难度。
为了解决设计与施工之间的鸿沟，王伍仁有一个大胆的设想：组建设计联合体。也就是说，从概念设计阶段，参与设计、顾问的五家公司全体接入，共同组成一个团队。
反对最强烈的是国际超高层领域颇具话语权的美国KPF建筑师事务所。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200多座高层和超高层的概念设计都是出自KPF之手。比如国内被人所熟识的有480米高的香港环球贸易广场、530米的广州东塔和660米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以及王伍仁操盘的492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在概念设计阶段，KPF拒绝让中方设计团队介入。在此之前，超高层的概念设计方案基本都由外方来完成，KPF认为“教”会其他的设计师增加了工作量，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
“就这么一天两天地沟通，有时候一个电话就一个多小时。”王伍仁说道。为了取得概念设计方的信任，他冒险将设计费压在外方信任的中方公司。直到2012年4月，设计联合体的合同签署，这个由中信和业委托、北建院牵头组建的“梦之队”，才以联合体的身份开始中国尊的设计、优化。
除了KPF，这支团队还包括擅长结构的ARUP奥雅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机电顾问柏城(亚洲)有限公司等。气流、电梯、消防、物业....。。大大小小的专项咨询顾问团队达到四十多个。
在组建设计联合体的同时，王伍仁完成了一项更为重要的先导任务：定业态、定工期、定对标目标。2012年3月，把中国尊建设推向日程的投资计划、开发计划、对标计划，通过了中信集团党委的集体审查。
操盘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经历，让王伍仁对建设超高层的资金能力、建造能力的高要求认识深刻。“2008年5月当我把一个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水晶模型交到森稔先生(日本著名商业房产开发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楼的开发方森大厦公司董事长)手上的时候，头发花白的老先生眼泪纵横。”王伍仁回忆道，此前因为遭遇亚洲金融危机，那块土地在黄浦江畔沉睡了整整五年。
在王伍仁看来，超高层建筑由于开发周期漫长，一次投资额度巨大，工期是成本最敏感的因素。他算了笔账，假设一个项目的投资是200亿元，一个月的利息就是1亿元左右，而通常来说，超高层的建造拖延上一年、两年的比比皆是。
“在对EPC进行研究和应用的时候发现，想缩短开发周期，不能靠工人加班加点压缩工期。真正可压缩的时间，主要是在审批流程上。”王伍仁说。
2014年1月，《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简政放权改革的报道，其中将中国尊作为典型案例写入报道。按规定，建造中国尊这类超高层建筑要拿到施工许可证，首先要具备规划许可证、图纸审查报告、土地证等14个要件，一个证办不下来，下面都得“干等着”。
“当时北京市召开市长办公会，邀请我去介绍中国尊这类超高层的建筑特性，讲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施工时工期的划分。”王伍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座谈会后，北京市专门为中国尊优化精简了审批流程，让中国尊开工时间提前了一年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尊的14个申请要件缩减为10个；申请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分段进行审批，即只要审过一段，就可以开工一段。
而此前与政府的沟通协商，进展极为缓慢。用王伍仁的话来说，就是“面临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中国尊项目落地之时，建筑的红桩要南移12米。当时，国土局的领导告诫王伍仁：土地卖出后改变红桩位置，北京市没有先例。
但是王伍仁认为，中国尊有不得不调整的理由。一方面，关乎建筑的稳定性和抗震性。在原有设计方案中，中国尊的底面尺寸只有70米见方，后期经过计算，必须要把底部尺寸加大。另一方面，中国尊平行于光华路而不平行于长安街。也就是说，在以故宫为核心讲究轴线布局的北京城，这座地标性建筑在长安街上看可能是歪的。
2012年12月31日，一封文言文写成的书信，递到了北京市长办公室，希望能够将Z15地块的红桩南移，以便于建筑的调整。之所以用文言文来写这封信，是想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明调整的因由。
中信和业还提出，建筑红桩南移后，北面腾退出的空间由中信和业建设绿地并进行维护。结果是，政府省下了市政绿化费用，中国尊获得调整的空间。
在王伍仁看来，这是“没有侵害别人利益，别人获利自己也获利”的双赢局面。“比如，中国尊的地连墙拓展到CBD核心区的管廊之下，政府省下了两排打桩的费用，而中国尊也获得了约750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
北京是对建筑高度极为敏感的城市，北京旧城建筑物45米的限高在规划上坚守了近40年。
正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条南北中轴线与东西延伸的长安街构成京城方正的基本格局，故宫、祈年殿和散落其中的四合院民居、胡同街巷，形成明清北京旧城独特的城市肌理。
培根曾说，“这是无价的遗产，但是只要有一座现代化摩天大楼闯入人们视线，就会毁掉这一历史轴线上的辉煌遗迹”。
北京摩天大楼的集中出现与北京市建设CBD的规划息息相关。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在北京市建立具有金融保险、贸易、信息、商业、文化娱乐和商务办公等现代化多功能的商业中心区。1999年，北京市政府框定了CBD的范围：东起西大望路，西至东大桥路，南临通惠河，北接朝阳路之间3.99平方公里的区域。
CBD的建设远离旧城，挪到这片原来的工业区。上世纪80年代，低矮的楼房、林立的烟囱和穿梭其中的穿着工作服的人们，构成一张城市名片。中国尊抓住的是2009年开始的CBD核心区规划的契机，在CBD核心区地块入市时，Z15地块的建筑规划高度从200米调整到了500米，定位“北京第一高楼”。
王伍仁在接手中国尊之初就希望它“长高”一点，“层高是衡量一个建筑体品质的重要因素，如果按照规划的高度500米，那么实现的楼层高度在2.7米左右，这是目前建筑物的普遍楼层高度。层高加高以后，通风顺畅，空调的风回旋更为均匀，身处其中的人舒适度也随之提高”。
最初给出的高度是555.55米，这个高度却在北京市规划委那里碰了壁，北京市规划委给出的底线是不能超过530米。最终中国尊锁定的高度为528米，加上海拔高度34.5米，接近于民间称为“鬼见愁”的北京市西部最高峰香山香炉峰的575米。
高度增加了之后，中国尊的层高优化有了可操作的空间。大厦实现的层高高度标注是行政楼结构高度5米，净空高度3.5米；标准层结构层4.5米，净空高度3米。对比来看，一般普通精装户型做完吊顶后的净空高度在2.2米左右。
对于超高层建筑来说，高度的提升不是普通的拉伸或简单的堆叠，每一次设计的修改，伴随着大量参数的变化与重新测试。因此，要达到视觉审美效果与建筑技术的完美融合，需要找到艺术美感与建筑安全性、功用性的平衡。
“中国尊呈现的是中部略有收分的双曲线造型，具有强烈轴线感和对称感，高大而不失婉约，灵动的建筑线条有着以柔克刚的效果。”中国尊设计总负责人邵韦平所说的“刚”，指的是北京冬春秋三季刚劲的风。
对于超高层建筑来说，强风等水平作用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强风导致建筑顶部晃动，如果晃动超过6英寸，电梯钢缆的摆动极易带来危险。中国尊弯曲的立面与接近圆弧形的边角平面形成的空气动力形状，有效减少了风的荷载。设计的改变不仅是视觉审美的追求，也是对构建合理建筑结构的考量。
如今，这一方圆结合的建筑形态又多了一层“天圆地方”的文化意涵。“尊”(亦作“樽”)，为古代盛酒的器皿，“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它是诗人笔下寄情的意象；而在尊盛行的商到西周时期，它是祭祀的礼器，“藏礼于器”，是一种地位和秩序的象征，这与北京的独特地位与自身布局所透露出的秩序感、厚重感相契合。
在KPF设计合伙人RobertWhitlock讲述概念由来时，所展示的是一幅青铜方尊的图片。是选择建一个方尊，还是圆尊？设计联合体最初并没有定论。
中国古代的酒器中圆腹尊更为寻常，传世的方尊较少，比如四羊方尊、后母戊方尊，一般在博物馆得见。尊的形态外化到超高层建筑上，除了考虑建筑形态，还有工程造价、安全性等不可回避的因素。
“如果是工程师，我愿意选择方尊，因为好建造；如果是投资者，我愿意选方尊，因为省成本；如果是艺术家，可能就更青睐方圆结合的灵动和天圆地方的意象。”王伍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一共有12个方案，他们都做出模型一一进行比较。
选择方圆结合的形态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多使用接近两万吨的钢，增加两个多亿的成本。王伍仁解释说，建筑内部的巨柱越往外越可靠，抗震性越强；而四角做成圆尊后就不得不向内收，抗震性下降，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增加用钢量。
邵韦平认为，中国尊的设计联合体在这个项目上达到高度的设计协同，“概念设计时中方就直接参与，中方主要负责内部的、室内的部分，外观主要是国外KPF公司完成，一些最基础机电、空间控制或一些技术、一些细节都是协调完成的；外方的设计也要经过我们最后评审。”
从概念方案到可实现的设计图，中间有大量的建筑细节需要修改、完善，王伍仁表示，“不夸张地说，我们的设计图到现在都没有全部完成”。
与之前的效果图明显不同，中国尊的底部改为裙边的设计，除了形成天然雨棚的功能效果外，由封闭到向外开放延伸，暗喻中国尊与周围环境的融合与回归。“现在看到的塔冠设计成优雅的曲线型，更为自然一些，这都是设计深化时候完成的。”邵韦平说。
超高层的消防问题是国际性难题。一方面，由于其特殊的构造和功能要求，内部火灾荷载大，火势蔓延迅速，发生火灾后人员难以短时间迅速撤离。另一方面，中国配备的消防车灭火范围大都在60米以下，多数消防水枪、水炮的喷射高度也只有60多米。
再加上楼内保温等易燃材料的使用、周边作业面积受限等因素的影响，超高层的救援难度非常大，发生火灾后，除了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外，几乎没有有效的外攻手段。
王伍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和上海消防局联合做过一个测试，把三台消防车头尾相连，水管达到快要爆破的极限，水才能送到128米。
“一般来说，在建筑施工期间，施工方会安置一套临时消防系统，来保障施工过程中的消防。在封顶装修阶段，永久性的消防设施才会安置。”中建三局大项目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尊项目执行总工程师许立山在央视新台址其中一个标段的建设过程中，曾亲眼见证了一场让消防人员无能为力的火灾。“另一家公司的标段在接近完工时，拆除了临时消防设施，而永久消防设施还没有安装完毕。就在这个空档，发生了火灾。”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国尊全球首次采用临永结合的消防系统，在施工过程中，将永久性消防设施置入，保障大楼消防安全。以正式消防管道和部分设施替代临时消防系统的部分措施，避免“大厦消防真空期”，不仅提高消防能力的可靠性，还减少了临时消防设施的拆除时间。
更多的设置被用来保障楼内人的安全。大楼每12层设有一个避难层，控制灾难发生时最大逃逸距离为六层，大楼中的人可以向上跑六层也可以向下跑六层。此外还辅以重力式方案，中国尊103层上设有一个690立方米的重力供水箱，发生火灾时可以不依赖于电力系统，依靠水自身重力产生的压力可以满足灭火三个小时的需求。
除此之外，超高层的垂直运输问题是建筑施工中都会遭遇的瓶颈，项目上大量建筑材料、设备和施工人员都要依靠电梯运送。
中国尊启用了全球首部超500米的跃层电梯，所谓“跃层”，则是指电梯能够随着建筑建构的提升同步进行爬升。电梯运行速度由普通施工电梯的1米/秒提升至4米/秒，单台跃层电梯的运力是普通施工电梯的8～14倍，其运输效率、安全性、可靠性远高于传统建筑施工电梯。
在解决超高层所有的“痼疾”上，中国尊还要面临“难上加难”的擦窗问题。建筑收腰的设计使得传统直上直下的擦窗机难以靠近，高度提升带来的风力变化又增加晃动的风险。解决办法是在幕墙龙骨上设置卡槽和滑轨，使得擦窗机可以自由上下“行走”。然而玻璃外的遮阳条阻碍了擦窗机的安装，增加了清理难度，但设计师不肯轻易改变设计。
王伍仁只好让工厂做了两个模型，准备“用事实说话”。约定的那天，设计师真的带来一个身高1.85米的壮汉，要与他比赛擦窗，但一看到模型实物就接受了他的提案。
中国尊创造了不少“世界之最”。其中第一项，它是抵御8度地震烈度设防的世界最高建筑，而完成这个“最”，则需要几个“最”来保障，如国内民用建筑基坑深度最深(40米)，全球底座面积最大(6084㎡)的超高层建筑....。。
如果给中国尊做一个侧视图，除了地面上的528米外，地下空间还有8层，再往下是一块厚6.5米的水泥底板，水泥板底部排列着896根最长46米、直径在1米或1.2米的钢砼摩擦桩，它们延伸过华北平原的砾石，直抵岩层，成为这座建筑的支撑。
这块超厚大体积底板的浇筑工作，是中建三局大项目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尊项目执行总工程师许立山在中国尊上打的一场“硬仗”。
许立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尊基础底板东西长136米、南北宽84米。底板浇筑总共分三次进行，总体积达到6.2万立方米，约相当于30个标准游泳池的容量。需要一次性、不间断地浇筑混凝土5.6万立方米，为此要动用200台罐车，组织一场接近2000人参与的“会战”。
施工方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零场地”施工。中国尊施工的场地距离建筑红线仅有10厘米，无法直接用溜槽的方式进行浇筑。没有场地，也意味着没有空间可以压车，不间断浇筑必须保障车辆到达时间的协调。
另一个困难是复杂的交通状况。施工场地在CBD核心区，早高峰、晚高峰都会出现拥堵。另一方面，“四天四夜的时间，不是赶上周一就是赶上周五，我们选择了周五。”许立山说。
2014年4月23日，距离工地半径不足一公里的地区，7个“压车区”装载钢筋混凝土的罐车严阵以待。“项目部给每家混凝土供应商制定了一条运输路线和一条备用路线，避免了因堵车造成混凝土不能及时运抵。”许立山说。
北京交通广播FM1039不时地对大厦周边的路况做出提示，20多位交警协助维持着周边的秩序，并在重要路口设置路障。
大楼底板的浇筑工作开始。16个输送泵、4个溜槽和2个串管连续向底部输送钢筋混凝土，为即将扶摇而上的528米高楼筑下基础。采用“串管加溜槽”的施工方法，不仅解决了没有施工场地的难题，还缩短了20%的工时，创意的来源是常见的儿童滑梯。
守在工地的许立山心里清楚，眼前的秩序要维持四天四夜，不仅需要“尽人事”，还要“看天命”。所幸，整个浇筑过程只遇到一场意料之中的细雨。
93小时后，5.6万立方米的底板浇筑工作完成，比预计的时间提前，同时还创下了国内底板混凝土一次性浇筑方量最大的纪录。
即使是在超高层建筑领域经验丰富的中建三局，也认为中国尊是颇具挑战的项目。武汉绿地、沈阳宝能、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全国超七成3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都是由中建三局建造的。许立山说，因为中建三局有“施工神器”。
这个神器的完整名称为智能顶升钢平台，如今已成为超高层建造的核心技术。许立山介绍说，“中国尊使用的智能顶升钢平台是中建三局自主研发，到这个项目已经是第三代，总计拥有专利将近30余项，理论上已经能够将建筑建到千米以上。”
在长43米、宽43米覆盖七层楼高的钢平台上，四台巨型塔吊坐镇于钢平台的四角，能够容纳四五百人同时进行四个半楼层的立体施工。“钢结构安装、焊接，绑扎钢筋，混凝土浇筑，修复和清理，正好能在竖向上形成流水。”许立山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浓郁的钢铁风格不禁让人联想起宫崎骏动画中哈尔的“移动城堡”，与城堡相似的是，这座钢铁巨兽也可以自己移动。每完成四个层面的作业，顶升平台就向上“爬升”，维持着中国尊平均四到五天一层的跃升速度。
在其他参与方都能稍稍松口气的时候，施工进入最为紧张的马拉松冲刺阶段，几十个承包商的3500余名工人和700多名现场工程师在日夜施工，保证这座新地标能够以它创造的速度按期竣工，如期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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