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和珅权势煊赫，这一点就连朝鲜使臣也看了出来，其在回国后的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兵部尚书福隆安、户部尚书和珅贵幸用，阁老阿桂之属，充数而已。”
朝鲜使臣说的福隆安，系前大学士傅恒次子，也就是孝贤皇后的侄子，其兄弟四人(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在乾隆朝都受重用，这在清代史上是不常见的。
按：傅恒长子福灵安去世较早，其为多罗额驸，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署云南永北镇总兵，但于当年六月卒于任所。
傅恒次子福隆安同样为额驸(娶乾隆第四女和嘉公主)，先后担任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后卒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相比而言，和珅虽然幸用，但较之傅恒四子来说又不算什么，因为后者才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最为乾隆所看重。
在《清朝的皇帝》一书中，高阳提及和珅固宠的手段时，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和珅得以固宠的另一因素，即为厚结福康安弟兄，而尤在窥知高宗的隐衷。
(乾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国势极前朝未有之盛，但一母一子，都不得公然享受名分上的尊荣。
(其)晚年对福康安的舐犊之情，尤为强烈，一则由子及母，对傅恒夫人的一段情，只能在厚遇福康安以为寄托。
……福康安在阿桂照应、海兰察效命之下，居然武功彪炳。在高宗心目中，原应是嗣位之子，格于名分，无可奈何，只好待以异数，借补遗憾。
而福康安所被异数，其中不少为和珅暗中迎合，媚福康安即所以媚高宗;
而福康安兄弟心感和珅，则以椒房贵戚，独对之时，只说和珅好话，宠益以固。后来福康安获罪，即由此故。”
高阳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但可以归结为两点：
一是和珅借福康安弟兄邀宠，福康安兄弟亦借和珅固宠，两者相互利用;
二是福康安之所以受到乾隆的非常厚遇，原因是前者乃后者之私生子。
邀宠固宠，自然是权臣权术，不过高阳先生说和珅与福康安相互勾结，这却有些偏离方向了。
事实上，和珅勾结的并非福康安，而是其弟福长安。
对此，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来华的朝鲜使臣也有另一段观察：
“和珅、福长安之用事日甚，擅弄威福，大开赂门，豪奢富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
正因为与和珅结为一党，福长安在嘉庆亲政后不久也被夺爵抄家，境遇不比和珅好哪去。
至于福康安，其非但不与和珅勾结，反而是乾隆朝晚期相互争斗的死对头。
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时，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因私运木植被查，时任四川总督的福康安也因涉案被处以“革职留任”并罚总督养廉银三年。
表面上看，此案是巡漕御史和琳秉公办事，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和琳之兄和珅在其背后捣鬼。
再如福康安率军出征廓尔喀及镇压贵州苗民起义时，和珅也是多方掣肘，甚至指使运粮布政使有意延误粮饷。无他，不欲福康安建功也。
和珅与福康安相互倾轧其实也不奇怪。
在和珅看来，福康安既是椒房贵戚，又屡立战功，其性格也一向骄横独大，如不将其挤出中枢，则自己地位难保;
而在福康安这边，其对乾隆深宠和珅自是大不满意，若要让他屈居和珅之下，又岂能心甘情愿?
对此，朝鲜使臣又有一段旁证：
“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
福康安稍欲歧贰于坤，颇自矜持，收拾人望，而宠权相埒，势不两立。
皇帝欲两解之，每出康安于外，讨平后藏，巡抚四川，上年八月始还京城，旋命巡抚两广。”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乾隆对此也是洞若观火，其采取的措施就是内用和珅、外用福康安，两人不能碰头，免得倾轧起来，自己也抹不下面子，难以收场。
不管怎么说，和珅与福康安在乾隆晚期都是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万难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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