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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臣篡位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政治影响力、二是经济实力、三是军事力量。
北宋以前，文武并不分家，双方之间地位对等，武将比纯粹的文臣还要高一些，多的是文武双全的人物。这主要与两汉以来的政治形势有关。
刘邦立汉以后，大封功臣，一口气就封了一百多个侯，由此形成了一个有食邑经济基础，而在政治上又形成联盟的功臣集团，随着察举征辟制的发展，功臣集团以举主的身份笼络了一大批从地方上出来的风采人物，以功臣集团为基础，发展出来了士族阶层。
士族阶层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政治上以察举征辟制网络人才为自己所用，影响国家决策，在军事上又能够拥有一定程度的私兵部曲的为核心的军事力量。但在西汉中后期，士族力量还不足以动摇帝王统治。
为了钳制迅速发展的功臣士族集团，汉武帝时重用外戚力量，外戚遂登上了政治舞台，逐渐成为了一支影响王朝走向的力量。外戚对于帝王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他们依仗皇权而起，比之功勋士族们，能够轻易获得权位。但倘若帝王暗弱，外戚则趁势而起，于士族集团结成联盟，进而架空皇权。
西汉为何亡于王莽之手，就是外戚专权，士族集团力量过于分散，属于骑墙派，却又无法制衡外戚，这才使得王氏外戚垄断西汉末年的政局。
及至东汉，外戚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加之东汉从第三代皇帝之后开始，基本都是小朋友加上短命鬼，诸外戚轮番上阵，士族或依附或抗衡，之后为了制衡外戚，皇帝不得不发展宦官力量，三股政治力量，外戚权势由皇权而来，却极力压制皇权，宦官纯粹依附于皇权，没有皇帝他们的权力就是无根之萍;士族在地方郡国拥有极大的实力，但在中央权力分散并不能拧成一股绳，是故东汉政局在皇帝小的时候外戚一家独大，皇帝成年后宦官外戚争得头破血流，士族们骑墙看风向转风使舵。
黄巾之乱后，外戚、宦官的争斗随着董卓的入京而彻底瓦解，帝国开始崩溃，地方士族们在州郡依仗经济实力，或自行招兵买马，或依附更大的士族形成各种军阀割据的局面，士族阶层也随着乱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国就是士族舞台，士族政治从三国开始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现，一步步走向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格局，在政治上，小士族依簪缨世家形成强力政治力量攫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从而能够在地方拥有更多的土地，经济实力十分强劲，在经济的支持下，又能够在军事上大肆扩张部曲，对抗中央皇权。
这种乱局一直持续了四百年魏晋南北朝，延续到了隋唐，隋文帝、隋炀帝为打击这种士族集团发展出来的门阀政治，或在经济上夺其户口，或在军事上收拢权力，或在政治上以科举制夺取人才，削弱力量，但最终隋炀帝死在门阀的手中。
及至唐代，随着科举制的进一步发展，门阀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均田制和府兵制大大削弱了门阀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科举制虽然发展缓慢，但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门阀的政治影响力。
后来随着人口激增，均田制崩坏，府兵制瓦解，募兵制下的藩镇出现，形成了武将掌握地方军政的局面，最终酿成安史之乱，中央权威大大削弱，地方藩镇自成体系，士族们或依附军镇，或投效唐廷，再无两汉魏晋之实力。
而唐廷中央，因藩镇的骄悍而对武将充分不信任，于是形成了宦官掌中央军权的格局，从而酿成了宦官动辄废立皇帝的情形。中晚期的唐朝乱成一团，随着黄巢之乱，最终分崩离析，五代十国军阀割据，手中有兵便能称王称霸。
五代十国的乱局是士族政治的坟墓，在军阀的屠刀之下，他们的文治再无用武之地，及至赵匡胤立宋，旧士族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尘埃。为加强皇权，结束军阀乱政的局面，中国历史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赵宋以武立国，在军事上以文制武、政治上以文抑武。自此帝国政治格局形成了士人阶层一家独大的局面。所谓士人阶层，即依靠科举制而走上政治舞台的读书人们，他们并不像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士族那样，能够形成控制地方经济、影响中央政治、掌握一定武力的以荐主家族为核心的势力。
士人们的政治权力取决于皇权，依托科举制成为天子门生，从而形成了“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思想，皇权可以一言而决断了士人的政治生命，而士人只能在政治上形成一定的联盟，在军事上虽有一定权力，但并不能绕过皇权自行其是，而经济上早已无法形成旧士族那种规模了。
成为一个权臣，他的权力来源不仅仅是皇权，还有本身极强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才能完成整合或者威慑其他势力的能力，从而挑战皇权。两宋以后，士人无门阀、武人无兵权、且二者之间泾渭分明，形成了士人对武人的鄙视链，士人们在政治上单打独大，极难形成士族集团那样的声势，而他们对从武人又十分鄙夷，以武事为耻，更加不可能形成军事力量。
所以自宋以后，权臣极少，即便出现那么一两个，实际上也是皇权下的产物，他们或依托皇权而制诸臣，但绝对不敢挑战皇权，或君弱时，代行皇权，但绝对不可能取而代之。毕竟此时的权臣只是一个人，或拥有一定的政治联盟，但绝对没有真正忠于自己的政治集团，但凡只要有僭越皇权的情形出现，就会被其他文臣群体而攻之而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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