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接着就趁着胜利要地要钱，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要命的是经这一赔，就如同把自己是盘美食的本质暴露在一群饥饿如狼的强盗面前，西方列强蜂拥而至，争先恐后要地要钱。还能怎么办呢，只能乖乖掏钱呗。
这可恼的外患已经让清廷无奈地把裤腰带勒得紧紧的了，但悲剧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局势动荡，各地相继出现了趁乱闹事起义的情形。1851年，洪秀全找来一帮兄弟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势力发展之迅猛远超出清廷的想象，起事后不到两年半就攻陷了南京，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粮食主产区。一时间，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尽丧人手，“南粮北调”的通道被彻底堵死，清廷不仅丢掉了地盘，而且丧失了中国南方最优质的税源，再加上打仗花的钱，清廷财政已是捉襟见肘。
为了维系帝国的生存，保住老祖宗的政权，清廷决定要搞搞新花样。清廷明白，困难时期要办大事，光靠自己还不行，还得动员地方，以形成遍地开花的燎原之势。但如何能不花钱而动员地方呢?清廷很聪明，咱给不了钱，就给政策，反正都是刮老百姓的，关我什么事?于是清廷决定授予地方势力更大的自主权，默许他们自己搜刮民财，组织武装力量去制衡叛军。从此“地税”政策渐渐有了雏形。
“量化宽松”的政策出台了，地方势力岂有不用尽用足之理?曾国藩等地方官员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向清廷拍了胸脯：咱不花国家一分钱，就能自力更生组织私家军队(如湘军、淮军等)和太平军作战。清廷觉得挺好，不要我的钱，还帮我打仗，那当然得重用你们了。这时曾国藩等人就趁势亮出底牌：老大，我知道你困难，所以不要你的钱，但我要政策!你可以不给钱，但得让我去收钱。于是“地税”政策渐渐走上了中国政治经济舞台。
拿到了政策，地方政府很快就开始动手征税，以满足私家军队的开支。他们所征的税种被称为“厘金”。以广西为例，被征“厘金”的物品达1942项，小至手帕、荷包、醋、蒜等物品，几乎覆盖了所有商品。为了地方的利益和平叛，地方势力的贪婪也与日俱增，不断加码地向辖区商人及小工业者吃、拿、卡、要，横征暴敛，然后用搜刮来的钱高薪养兵。它如同催化剂般催化壮大了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力量，也富裕了一批显赫的地方官员，使他们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西洋的先进武器，并贿赂朝廷高官，在上层社会呼风唤雨，也最终顺利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各路叛军。已是风烛残年的大清帝国就这样在“地税”政策的刺激下绝处逢生了。
“地税”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帝国的寿命，但却给帝国埋下了更为致命的隐患。征收“厘金”的部门各异，也不知道究竟谁是真正的法定税务机构，反正只要手里有刀有枪来敲门，你就得乖乖缴税。更糟糕的是，地方势力只关心眼前利益，千方百计扩大税源，增加税额，避开中央的控制，与民争利，这就必然加剧了老百姓的负担，更对刚刚兴起的商品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并最终导致国产商品的成本加剧、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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