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之后的董元醇，最终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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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政变之后的董元醇，最终如何了？

　　1861年11月2日(咸丰十一年玄月三十天)，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等结合策动了“辛酉政变”，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或被杀头，或被赐自杀，或被发往军台效率，或被撤职。两宫太后得以垂帘听政，把握了清廷的最高权利;恭亲王奕?受命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补授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外务府大臣等，旋又授以亲王世袭罔替;其他官员亦多按照其功劳巨细辨别予以擢升，如原鸿胪寺少卿、军机章京曹毓英，因不竭向北京的恭亲王奕?等传递热河的政局变革，立有大功，被擢升为军机大臣。那位争先上奏折，请求两宫太后权理朝政，并请简用恭亲王奕?参与最高权利，“辅弼统统事件”，为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篡夺最高权利立下汗马头功的董元醇，于辛酉政变前被以“莠言乱政”之罪，发往军台效率。但还没有及起行，即已产生了政变，故此，董元醇逃过发遣一劫。

　　辛酉政变后，董元醇从从五品的监察御史，迁升为正五品的工科给事中。辛酉政变后的第七天，即11月9日，工科给事中董元醇曾以“现闻仓场侍郎”德全、廉兆纶等人，不单未“将运米拖延之车户头役邢文富定罪”，未将其人今年已领金钱“迫令赔办”，反而“又发给银八百两”，预付了来岁应领金钱等事，奏请清廷予以查究。

　　此事，以清廷“著德全、廉兆纶疾速大白回奏”，及德全等人以所发银两，为“发给大通桥车户银两”，并不是发给邢文富的来岁预付金钱而了事。11月28日，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等文文官员合计200余人，结合上陈，并附议定的太后垂帘章程11条。董元醇固然亦列名其内，但仅仅是徒壮气势循例的列名罢了，能够说有他少量，无他很多，不具有任何一点非凡的政治意义。

　　1862年1月9日，董元醇仿佛是为了可以再次惹起最高统治者的存眷，以工科给事中的名义上陈了。该折之始，即不无表功之嫌地说，“前八月内，臣敬陈鄙见一折(即其1861年9月10日所上)，仰荷皇太后、皇上明断实施，此刻权奸既诛，朝廷清除，中外臣平易近，无不称快，此皆皇太后之明，皇上之福也”。可是，臣在前一奏折衷，曾哀求于朝廷大臣中为天子简选徒弟一事，“至今未见简派有人”，而“明春皇上即宜兴学念书，不容再缓”。于此，臣本“不敢妄参末议”，可是，“人臣事君，苟无益于国度者，当各抒己见”。董元醇在奏折衷提出为小天子载淳简选徒弟的准绳，该当是“以德性淳厚为先，而才干之士，无足取也”。

　　为此，他居然不避“妄参末议”的僭越之嫌，保举左都御史倭仁、大学士祁雋藻、翁心存，吏部尚书许乃普等人，可为帝师之选。可是，董元醇此奏，并未见清廷有何反响。约莫于1862年6月(同治元年蒲月)当前，董元醇更名董元章。盛康编纂收录董元醇的时，亦将其名改成董元章。至于其因何缘由更名，我们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