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
这句话是北宋时期文学家欧阳修对宦官群体总结性的看法，也可以当做历史士大夫对于太监的普遍看法。
在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中，“太监”向来是一个被污名化的群体。人们只知道把将相百官分为忠良和奸党，懂得将后妃佳丽分为妖姬祸水和贤妃贤后，唯有对于太监，他们普遍采取污名化的态度，自不必说，他们会坚决果断地给太监扣上了一顶又一顶大帽子。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历史文人不齿的行为，也是当作一个臣子违背祖制的忤逆行为，如汉末一代奸雄曹操也因此被天下文人所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曹阿瞒拥有旷古的才华和能力，如此的他也被称为一代枭雄，不过古代中有类似举措的人，却无法与之媲美。
故事画：一代奸雄曹操
再如，提起宦官，你一定还会想起明朝东厂的魏忠贤，人们下意识地会给他打上不忠不义的印章，但你有所不知，他们之中也有心怀仁慈之辈。比如五代十国时期，就有一个太监，他冒着杀头的风险，偷偷地将圣旨涂改了一个字，从而救下了一千多条人命，这个人就是张居翰。
宦官究竟是什么样的群体
自古以来，由于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人们普遍认为太监这是低贱的职业，没有人性可言，惟独奴性，对于这类人，常常是戴着有色眼镜，包括侍女等等。在历史在以父系社会里，宦官往往会成为低贱到无法附加的职业，成为众人宣泄不满的众矢之的。
太监大概算得上是中国古代上最悲惨的一个群体，他们不仅要承受生理上的残疾，还要忍受心理上的鄙视。
宦官往往因为身体真相遭到文人群体乃至下层民众的鄙视。因为历史非常重视子嗣，而太监当作刑余之人，没有绵延子嗣的能力，所以这也导致了太监天然在传统社会中就低人一等。这种低人一等，与身份地位无关，而是一种人格上的卑视，哪怕做太监做到了位高权重，也无法改变这种社会性的偏见和卑视。
剧照：明朝太监
此外，职业上被人们看不起，因为太监做的是侍候人的活，所以大家就对太监形成了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的固化形象。事实上，这都是对太监的偏见，太监中也有不少忠烈之士。而且，就算太监在一定程度上真的奴颜媚骨，那也是在封建制度对于他们的压迫残害导致的，又怎能当作卑视他们的理由呢?
但细细翻阅古代不难发现，历史对宦官的不满和不屑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尽管他们位高权重。例如魏忠贤成为明朝真正的执政人期间，他一心排除异己，将非统一党派的人全部抹除，无论他是否有才华和能力，只要影响到权力发挥的，魏忠贤都会处心积虑的让他消逝。
所谓阉党作乱，则又是被文人士大夫讨伐的焦点。从秦国的赵高开始，中国封建社会里的确出了不少把持朝纲的大太监。比如说东汉、唐朝和明朝都有严峻的宦官专权之祸，甚至唐朝的灭亡巨大程度上都于宦官专权有关。
赵高
纵观中国古代，有不少文人武将掀起的政权更替，这些人无一例外都会有着两面评价，好坏参半，但是唯独对宦官专权现象，形成一边倒的趋势，不是极坏之人便是正人君子。
张居翰：“改一字救千人”
受到一些野史和影视剧的影响，本来能够专权乱政的宦官毕竟时少数，更多的太监还是勤勤恳恳地生活在底层，每日干着种种脏活累活，最终还有忍受来自舆论的指责，的确是不白之冤。而且古代上不仅有宦官专权，也有文官专权和武将专权，却为什么不见有人对整个文官武将群体扣上“祸国之源”的帽子，可见，还是因为人们心底对太监的偏见。
总之，宦官这个群体在历史实在是不好过，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忍受各种苦难折磨，在死了之后，还要被文人墨客贴上各种污名化的标签，在古代之上，千秋之后，承受种种莫须有的骂名，纵使宦官中不少忠孝节义之士，也无法改变社会对于太监的群体偏见，比如张居翰、郑和等人可算是值得敬佩的太监。
善良的人永远不会消灭心中的仁心，哪怕当作人们最不耻的太监，也能够做出大仁大义之举，这里单说张居翰。
在整个二十四史的太监群像之中，五代时期的宦官张居翰的是少有的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 那么张居翰究竟做了什么“大义”之事呢?
同光三年(926年)九月，后唐皇帝庄宗李存勖出兵讨伐后蜀，命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的人出征，面对气焰嚣张的后唐，蜀王王衍无力阻挡，形势一度陷入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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