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东坡从徐州调任湖州。依照惯例，他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上奏朝廷，不外乎是些“为臣无甚政绩，感谢皇恩浩荡”之类的套话。坏就坏在，文人习性使然，他在表中情不自禁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里的“其”是指自己，他把自己和“新进”对照，说自己不“生事”，言外之意，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其实，这也就是漫无所指的两句牢骚话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当时正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生事”二字正是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这下可使御史台里的“新进”们恼羞成怒，他们固然要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借机打击异己。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单凭这两句话是告不倒苏轼的，不巧的是，他的一本新诗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正好在这时出版了。这些人认为机会来了，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对这本诗集潜心钻研了四个月，他从中找出了几首诗，然后上奏弹劾苏轼。
历来文字狱的方法无非是断章取义，然后上纲上线。舒亶说，苏轼的诗“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钱;“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在讽刺兴水利;“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在讽刺盐禁……等等，不一而足。
接着，“新进”人物纷纷出面，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排列了苏轼的许多罪行，声称苏轼无礼于朝廷，必须斩首。他们是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皇帝只允许拘捕苏轼，而且不同意在进京途中把他关入监狱。
此时，刊印苏轼诗集的好友王诜听到了这个消息，赶紧派人给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使者也同时出发了，不过还是苏辙派的人先到了湖州，苏轼得知了消息。
苏轼毕竟只是一个文人，朝廷使者来到时，吓得不敢出来。手下的通判说，躲也不是办法，最好还是依礼迎接官差。苏轼这才定下了神，穿上官衣官靴，出来见了官差。苏轼说：“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官差说道：“没有这么严峻。”打开公文一看，只是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并传唤进京而已。
苏轼回到家里，全家人都在大哭。苏轼这时已恢复了常态，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宋真宗时候，从民间访求大儒，有人推举了诗人杨朴。杨朴不情愿做官，但被迫来到了京师，晋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惟独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妻子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然后苏轼对妻子说：“你就不能像杨朴的妻子一样写一首诗送我吗?”大家都破涕为笑，心里也稍稍安定。
苏轼不知道自己会判什么罪，并且怕会牵连好多朋友，在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他都想跳水自杀。但又一想，跳了水，怕会给弟弟招来麻烦。
苏轼在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八月二十日，被正式提讯。在审讯中，出于无奈，苏轼陆续承认，自己的一些诗作是在批判新政。
虽然“罪名成立”，但凭这些罪名是不能判重刑的，于是御史台又找。他们曲解了苏轼的许多诗文，比如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里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的句子，就诬告说“蛰龙”是在影射皇上，好在神宗并不糊涂，他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苏轼遭受迫害，在狱中的日子非常难过。审讯者常常对他通宵辱骂，他不知生死命运，常常一日数惊。
在等待最终判决的时候，儿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无法见面，父子二人暗中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判了死刑，就送鱼，以便早做准备。
有一天，苏迈出京去借钱，就托一个朋友代劳，却忘了告诉朋友约定之事。朋友送的饭里，偏巧有一条熏鱼。苏轼大吃一惊，以为凶多吉少，极度悲哀之下，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诀别诗——《狱中寄子由二首》：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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