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遗孤，战争的牺牲品
在发动侵华战争时，他们这些遗孤的父辈为什么不想到以后、将来？作为侵略者的后果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世界和平不是靠侵略统治就可以的。有些人和事，祖祖辈辈传下来，从根上不认可，谁也无法改变心中的执念，侵略就是侵略，最终影响他们的子子孙孙。
（二）
我们演东北大秧歌，日本人喜欢热闹，还有上去一起跳的
（接上篇）当时我父母他们是国费回的日本，而我和父母分开生活，是自费回的日本，享受到的安排也不一样。我父母得到的是日本最低生活保障，国费发的。
母亲回日本以后，倒是什么都适应，还经常有大学邀请她去做报告，讲述她这50年的生活经历。她的人情往来还是中国那一套，但和日本老太太交流起来也是有说有笑的。
日本人和咱们中国人亲情观念不一样，他们亲情感特别淡薄。像我们在日本和亲戚见面都不在家，在一个大宾馆见面。我母亲也是有志气，当时那些亲戚不给担保，我母亲回来也没找他们，自力更生。
我们是一家五口去的日本，孩子们年轻，日语学得也快，都在会社上班，融入日本社会比较快。像我到现在还根深蒂固，风土人情还没融入进去。到现在我也不吃日本料理，我自己买菜回来做，一水儿的中国料理。
我的几个孩子都结婚了，都是找的中国人，生活方式一样，语言一样，沟通起来也方便。现在我有5个孙子，3个孙女，孙子辈儿的婚事我说了就不算了，往后的孩子们更是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他们根本就分辨不出来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了。
我要求他们回家以后必须说中国话，祖国的语言不能丢掉。有时候我给孙子孙女讲一些我们遗孤二代的事情，为什么回到日本，讲这是战争的遗留，他们用日语说：“分かりません（听不懂）”。
我加入了奈良县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是民间发起的，我是会长。现在会员有差不多70个。一世的孤儿也有，遗孤二世多，三世的他们都忙于工作。
去年疫情开始之前，我们有食文化交流，包包饺子，卖中国料理，经常去敬老院、参加文化节的演出。平时我们也练习，有大型活动的时候，我们唱中国歌曲、日本歌曲，乐器演奏，还会表演东北大秧歌，日本人喜欢热闹，大家都特别喜欢，还有上去一起跳大秧歌的，反响很好。
因为这个组织，我经常接触日本人，但是不常跟他们交流，就有事开会了，打个招呼，不像中国那样在一起吃饭。日本人本身他们也不讲这个，吃饭都是AA。他们表面看不出来，心里可能还是有差别的，日本人可能看不起你，但不暴露出来。
我在夜间中学念了很多年书，一开始是不愿意学日语的，到现在能听懂一半了，说话还是不太行。但我这个人敢说敢造，上医院，他们有制度派个留学生翻译，我一次都不用他们，我不会说，我写。虽然难在心里头，但表面让他们看不出来。
前几年很多一代遗孤都是死了以后埋在日本，老伴去世以后送回中国的祖坟，到老了却给分开了。我母亲是95岁去世的，我父亲早去世3年。我就想得明白，既然我父亲我母亲一起回到日本，那死后也要葬在一起，不能给他们分开。
我们家族唯独我和我老伴儿没有入籍，我始终是中国护照。当时入籍的时候，他们说你工作时间短，岁数也大，没给日本做出贡献，不给入籍，后期又来信告诉我可以入籍了，我说我不入了，因为我是中国人。
（一）
刚去日本学校时被围观，像是笼子里的“大熊猫”
大家好，我叫张静枝，日本名上村静枝，今年37岁，是定居在日本奈良的一名三代遗孤。
1994年12月，我们全家受到日本国家邀请乘坐飞机回来。当时奶奶71岁，父母已经三十多岁，我和妹妹一个10岁，一个7岁。
我家原住在黑龙江牡丹江市的农村里，从出生起我就知道奶奶是日本人。（日本规定战败后，遗留在中国的13岁以下儿童属于遗孤，奶奶留在中国时已经20多岁了，属于残留妇人。）
1972年中日恢复建交后，奶奶很早就给日本政府写信，也短期回国寻亲确认国籍身份。1992年前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写信问奶奶愿不愿意回日本定居，家里人商量过后，决定陪她回日本恢复国籍。
回日本后，公费回国的遗孤被先安置在归国者定住促进中心，和日本老师同吃同住，学习基本问候语、日本文化习俗。我们随奶奶姓上村，户籍被安排在奈良市。
奶奶第一次回日本前一个月，她母亲就去世了，只见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些年除了过年时寄新年贺卡，我们交往得不多。
日本政府对归国遗孤提供住所和必须的生活用品，每个月给基础生活补助，定期安排在学校学习日文。但是有工作开始挣钱以后，我们就没再接受过补助金。
母亲刚开始日语不好，面试找工作，奶奶会陪她一起去说明情况。父亲先在茶园打零工，后去了室内装潢公司工作。
他上班以后什么工作都做得很好，但有一次客人知道他是中国人，往公司打电话说你们这公司怎么回事，怎么派个中国人来上工？公司也没办法，只好换了人。但我爸这个人特实在，对谁都真情实意，慢慢周围的人对他也挺认可，他日语也慢慢好起来，跟人交流没有什么障碍，再加上在日本的中国人、外国人也多起来了，所以后来不是什么稀奇事了。
回日本后，我和妹妹进了当地小学，我入学时念五年级，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跟我们交流，一到休息时间，窗户外挤满了人，感觉像看笼子里的“大熊猫”，特别稀奇。上课时老师讲日文，我在教室里干瞪眼，什么也听不明白。后来学校向奈良教育委员会申请支援了一个日语老师，教我们日语，帮家长和老师翻译。
日本小朋友偶尔会带便当上学，奶奶和妈妈都只会中餐，每次别的同学两层便当里有饭、小汉堡、蛋烧、西红柿、小香肠，特别精致，我的单层便当里只有炒菜盖饭。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没多大印象，但当时应该是很没面子 ，感觉很丢人，因为自己是不同的。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个日本小女孩和她妈妈说了这个事，她妈妈找到我妈说你不用担心，她帮我做，让我妈看着学，从那以后妈妈学会了日式便当的做法。
我青春叛逆期很敏感，那时候日本的中国人也不多，和父母说着中文走在大街上，能感觉出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不喜欢你的人很多，说汉语时感觉很丢人、不自在，很排斥自己是中国人这种身份。
日本遗孤又称 遗华日侨，主要是指日本投降，中国集体遣返日本侨俘结束后，遗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侨民。
腾讯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鹏飞。
经过了两年多的准备，我的电影《又见奈良》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回想起两年前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与《又见奈良》的结缘还是要归功于我的上一部电影《米花之味》，当时《米花之味》在奈良国际电影节获奖，按照奈良国际电影节的习惯，获奖导演有机会与河濑直美导演合作一部影片。涉及到中日题材，我脑海中立马就浮现出了反战主题，但却一直苦于找不到切入点。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我接触到了日本遗孤这个群体，随着了解的深入，愈发地发现这个题材所蕴含的力量。之后我便去到日本体验生活，在八个月的时间里探访了大量的遗孤，同时也阅读了很多关于遗孤的书籍，了解到这个群体在回到日本之后所面临的困境。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故事是，有一位一代遗孤（当年日本开拓团成员的孩子）在回到日本之后，因为血缘鉴定失败，被原来的家庭赶了出来，开始四处游荡，打工，同时寻找自己的亲人，寻找自己的姓名，几年都无果。最后在一位律师的帮助下，政府恢复了她的日本国籍，她就用了这个律师的姓作为自己的姓，中国母亲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组成了她的日文名。由于种种原因，她依然只能做一些最底层的工作，生活十分艰苦。老天对她是眷顾的，很久之后的某一天，她在咖啡厅静静地坐着，突然间有个日本人走过去对她说：“请问您是日本人吗？我觉得你和我姐姐长得好像。”这才发现，原来她正是面前这位日本人的姐姐。这个真实的故事给了我很大的灵感和震撼，最终变成了《又见奈良》中陈丽华这个角色的人物原型。最近，很多看过点映的观众都会问我关于影片主题的问题，我想除了体现中国养父母的大爱，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段历史之外，“寻找”可能是我会更多地想要去表达和探讨的东西，就像归国遗孤一直在寻找自己在日本社会的归处，我们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归处，真情的归处，而且我相信，只要寻找，就有希望。
最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电影《又见奈良》，谢谢。
（一）
我母亲日本高中毕业，来中国帮她姨伺候月子，被留在了中国
大家好，我是日本遗孤二代张文成，现在七十周岁，在黑龙江绥芬河长大、上班的，49岁到的日本。当时可以说是从零开始，生活环境变了，语言也有障碍。
我母亲的姨父是伪满洲国的铁路工人，1945年，我母亲从日本国高有名的学校毕业，即将上大学。放假期间，她姨要生小孩，她从日本来中国伺候月子，想着一个月左右就能回日本，没想到去了40天，日本就战败了。
那时候一个姑娘家，才21岁，路上很危险，她姨和姨父经过朝鲜和韩国釜山坐船回了日本，临走之前把我母亲托付给一家姓林的老两口，他们家有两个姑娘，加上我母亲就成了干姊妹儿。我母亲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我父亲，父亲是中国人。
我母亲在供销社上班，会用中国汉字和日本汉字，有文化，她对我的学习要求也很严格。当时农村有文化的人特别缺，我母亲中国话说得也还好，但是说话发直，总之能听出来是外国人。
小时候过年，母亲会拿大米和紫菜做寿司，但也就过年做一次。她喜欢甜食，也喜欢咸菜和小菜，平常会买糖块。
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有日本人的血统。我们家在农村，是坐地户，大家都不敢欺负我，也有人叫我小日本鬼子，但我知道这样也很正常。
1963年前中日两国就可以书信来往，我念书时常常知道日本那边来信了。我母亲毕竟在日本生活了21年，她也想她的祖国。1953年我三周岁，说是可以让她回国，但不能带小孩。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下定决心要回国了，我就哭，她一看不能把我留在中国、找个后妈，不舍得我，就没回去。
中日友好建交后，我母亲回日本探亲，这期间有很多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回到了日本，但是我母亲的亲戚说你不用回来了，你们孩子那么多，在中国生活得也很好。他们不给我们担保。
后来日本山口县有一个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老太太给我母亲担保。1994年，我父母和生活在一起的二弟弟，一起回到了日本。
并不是所有遗孤都回日本了，我们那个地区有一家没回，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亲戚不给担保了。
在中国那会儿，我一开始在矿山工作，之后调到市里啤酒厂上班，最后到邮政局开车。因为有很好的工作，所以当时我不想离开中国。母亲弟弟妹妹都到日本了，我妻子也动员我来日本。当时我孩子他们不愿意念书，没有好的工作，之后我也在1998年1月去了日本。
我来到日本之后，头三个月找不着工作，他们就给我们最低生活费，找日语学校让我们念书。一开始我特别上火，到农村的茶园打零工，流水线的工作，我心里不平衡。
我上了一年半的班，因为肩膀特别疼，自己又回中国治病半年多。因为家族都在日本，我又回到日本继续上班，去了一个咸菜厂，干了三年多，又得了急性阑尾炎。咸菜厂那个味道我受不了，我有胃炎，经过诊断、手术，最后医院开证明，让我吃生活保护费，一直到现在。
（二）
在高中时改回中国姓，去清华大学留学进修汉语
（接上篇）初高中时，奈良每月会组织外国学生聚在一起玩游戏、聊天，我去过几次，认识了和我一样的遗孤后代，听到他们在学校里被排斥、不被理解的经历。
这些交流让我高中时心理产生了很大变化，慢慢地接受自己是中国人，虽然在中国我不完全是中国人，在日本不完全是日本人，两边都不搭但两边都勾得住，这样也挺好，两边都能帮助我，理解我。
从小学开始，我一直用日本姓上学，在高中时改回中国姓，上大学也是用中文名字考进去的，从头开始学习拼音、汉字，还去清华大学留学进修汉语，想做找能把日本中国串连在一起的工作，做中日沟通的桥梁。我大学论文写的也是关于中国残留妇女的事情。
我老公是中国人，虽然我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但习惯、思考方式还是偏中国，如果找一个日本对象，两个家庭融洽不到一块，跟我父母关系处得应该没那么好，出于这些考虑，最后还是决定找一个中国人。
现在遗孤四代都已经出生了，我妹妹结婚找了个日本人，孩子两三岁了，会听懂一些简单的中文，但不会说。很多四代的小朋友都是这样，要是遇见四代汉语说得特别好，简直是奇迹。
有些四代遗孤长大后不会汉语，父母说什么不能百分百都懂，又表达不出来，这个时候就容易烦躁，跟父母自然而然没什么沟通。
我在中国出生，生活了一段时间，即便这样回到日本，对自己还是很迷茫，有很无力的时候。四代遗孤青春期时的排斥甚至比我还强烈，因为他们出生在日本，生长在日本，感觉他们就是日本人。
我现在在日本公立夜间中学教外国人日语，反映遗孤生活的电影《又见奈良》拍摄时，我在现场帮忙翻译。
不管是遗孤，还是残留妇女，他们都是战争的牺牲品。很多人只知道日本战败了，但不知道背后有这样的群体。如果没有这段历史，我奶奶过的应该是不一样的人生。
其实像一、二代遗孤，他们还是没完全融入日本。比方说很多遗孤二代找一块地种菜，种的香菜、佛手、宽豆角这些都是中国菜，很多家庭用大锅盖看中国台。
日本有些县，会把遗孤们聚在一起组织活动，每周六我母亲会去学习日语，和朋友们见面聊聊天，他们还有个秧歌队，每月去练习一两次。
到了三四代已经偏日本了，在日本出生的四代其实跟日本人没什么区别，只是回到家里，父母是中国人。他们找对象选日本人的多，我们是学日语，他们是学汉语，母语都不一样了。
父母家楼层上下的日本邻居都很照顾我们，我们家包饺子也会跟大家分享。我在中国的舅舅和两个姨也来日本看过我们，我妈说等我爸退休完全不上班了，想在中国、日本两头都住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