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曾经与一些教授学者走进了千年古都西安。7月14日到达，在西安共停留21天。在西北大学，鲁迅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1次，共计12个小时；先后5次在著名的易俗社观看秦腔本戏。鲁迅的西安之行，在陕西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多年来，关于鲁迅在西安讲学之事，报纸杂志时不时地谈及，且有现代文学研究家单演义的《鲁迅在西安》专著的出版。
其实，鲁迅先生的西安之行，除了讲学之外，他的其他活动也值得我们探究。
7月14日，鲁迅先是到达临潼。先生当天的日记载：“午后抵临潼，游华清宫故址，并就温泉浴。营长赵清海招午饭。下午抵西安，寓西北大学教员宿舍……晚同王峄山、孙伏园至附近街市散步，买栟榈扇二柄而归。”到达西安后，暑期学校尚未正式开课，鲁迅先生就和诸位友人同游碑林、荐福寺、大慈恩寺、南院门等古迹名胜，感受了让他遥想多年的汉唐风韵。
鲁迅先生非常喜欢碑帖、古书之类，曾专门搜集整理金石碑帖。因而，在西安期间，讲课之余他几乎每天都去南院门等处“阅市”，搜集、购买或受赠多部碑帖、古玩。7月15日午饭后，先生就去碑林游玩。当天的日记有载：“在博古堂买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种，为《吴[蔡]氏造老君象》四枚，《张僧妙碑》一枚，共泉乙元。……晚同张勉之、孙伏园阅市，买得乐妓土寓人二枚，四元；四喜镜一枚，二元；魌头二枚，一元。”16日，先生“午后同李济之、蒋廷辅、孙伏园阅市。”17日，“午同李、蒋、孙三君游荐福及大慈恩寺”，鲁迅先后游荐福寺及大慈恩寺。19日午后，“往南院门阎甘家园看画。”20日上午，先生“买杂造象拓片四种十枚，泉二元。”29日下午，“同孙伏园游南院门市，买弩机一具，小土枭一枚，共泉四元。”还有一位古玩店的老板带着碑帖画像、慕名前来拜访鲁迅。先生31日的日记载：“上午尊古堂帖贾来，买《苍公碑》并阴二枚，《大智禅师碑侧画像》二枚，《卧龙寺观音像》一枚，共泉一元。”8月1日上午，先生“同孙伏园阅古物肆，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共泉三元，以猿首赠李济之。买弩机大者二具，小者二具，其一有字，共泉十四元。”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先生在23日的日记中也有记录，“晚与五六同人出校游步,践破砌,失足仆地,伤右膝,遂中止,购饼饵少许而回,于伤处涂碘酒。”7月23日晚，先生一行五六人步出西北大学校园散步时，不小心跘倒在地，将右膝盖擦伤，随即中止出游，返回途中购买小食品，回到宿舍，给伤处涂抹碘酒。在8月4日离陕回京的途中，先生还去游览了多家古玩店铺。8月7日抵达潼关后，先生还花一元钱购买了十斤酱莴苣。这些在他的日记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
此外，鲁迅先生在西安5次观看易俗社的秦腔本戏演出。7月16日，鲁迅受邀来到西安易俗社剧场看戏。对于鲁迅先生的到来，易俗社拿出了自己的看家好戏《双锦衣》，演出了全本的上半部分。此戏是著名秦腔编剧吕南仲根据《宋史纪事本末》创作而成，并于1920年在该剧场首演。剧中秦腔角色齐全，生、旦、净、丑一一亮相。鲁迅先生观后意犹未尽，第二天又专程观看了下半部分。7月18日，鲁迅先生第三次到易俗社观看了《大孝传》。过足戏瘾的先生在当夜的日记里高兴地写下了“月甚朗”，以表达自己的心情。7月26日，鲁迅在他的学生王捷三的陪同下，第四次到易俗社剧场观看了《人月圆》。据当时陪同鲁迅一同看戏的孙伏园回忆说:“鲁迅先生过去就喜欢戏剧，有欣赏戏曲的能力，因此对易俗社演出的这些节目感到很满意。他每次看完演出后，总是给予好评。他认为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意以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8月3日晚，易俗社演戏并设宴，为先生饯行，看的啥戏，日记里没有记载。
可以说，鲁迅的这次赴陕讲学之行，收获还是颇丰的。笔者认为，研究鲁迅的西安讲学，我们还应该“留神”他的生活小节和讲学之外的行踪。这对还原真实的鲁迅，全面认识和了解先生大有裨益。 □ 陈旭 2021年10月31日《西安晚报》
1925年2月24日，鲁迅先生遭遇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被占停办学的事情。
鲁迅于1923年7月至1926年8月兼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课；1925年8月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1926年1月任女师大出席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1926年3月任女师大评议会成员等职。
被迫离校的女师大同学，经过联系最后在宗帽胡同租房上课，鲁迅等人为她们义务上课。
1925年11月28日下午，北京的学生、工人及市民3000余人齐集神武门，然后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后到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支持北师大复校，反对段祺瑞政府的高压政策。经过斗争后段祺瑞政府同意北师大复校。但石驸马大街校舍已在教育部东院（今教育街1号）上课。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跳蚤。
对于鲁迅这样体面的家庭来说，让人无奈和糟心的就是家族的矛盾和纷争。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家庭会这样四分五裂，千疮百孔，成为一生的遗憾和痛楚！
鲁迅三兄弟，皆为赫赫有名人物。
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自不必说，二弟周作人精通多国语言，是有名的翻译家，文学家，三弟周建人没有像两个哥哥留洋日本，但自学成才，是有名的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平步青云，做了大官。
可是这样体面的家庭，也有让人糟心的一面。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大打出手，到鲁迅死，兄弟的怨结还没解开。
周建人与儿子形同陌路， 小儿子周丰三19岁的时候，在二伯父家里开枪自杀。
这个家族的撕裂与痛苦，即使搁在普通家庭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但对于有名的周家，鲁迅的婚姻，兄弟绝交，父子的不睦，小辈自杀，都成为众人议论不止的素材。
而这样的局面，都与一个日本女人有关，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鲁迅兄弟反目始末鲁迅遵母命娶了传统、老式的朱安，结婚当夜睡书房，婚后三天便再度赴日。
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的时候，与其他好友租房住，羽太信子是帮着料理家务的女佣，在平时对周作人格外的关切和照顾，两人情愫渐生。
周作人要娶羽太信子。 娶一个日本女人，原本以为会阻力重重，但没想到母亲鲁瑞竟丝毫没有反对。
当年鲁迅在日本，只是传闻他爱上日本姑娘，才着急忙慌催他回国结婚，母亲包办婚姻娶了朱安，没想到这成了两人一生的纠结与痛苦，朱安无性无爱在周家待了42年，鲁迅为这段错误的婚姻分外神伤，也因为与许广平的这段婚姻被人诟病被人辱骂。
所以这一次，她没有反对，而是由着儿子。
羽太信子嫁给周作人，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嫁给周建人，可谓亲上加亲。
羽太信子生了一儿两女，羽太芳子与周建人生了四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名冲，一岁夭折，小儿子周丰三后来自杀。
这一大家子人丁兴旺，热热闹闹，儿子们事业有成，子孙承欢膝下，鲁母很是欣喜。
鲁迅、周作人在北京谋职，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北大兼职讲师，周作人在北大做文学教授，自然是要将家眷都接到北京。
周家在绍兴的祖宅被卖了，鲁迅兄弟买下了北京八道湾81号的一处大宅子，1920年三兄弟及家眷欢欢喜喜搬进来，热热闹闹过了个团圆年。
但是矛盾也慢慢铺陈开来。
鲁迅是长子，从小家道中落看过不少世态炎凉，早早担起了兄长如父的养家之责，他每个月 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交出来养家。
男主外女主内，这一大家子的吃喝自然要有一个主事之人，鲁母年事已高，作为长嫂的朱安，鲁迅不睬，两个人虽同一屋檐下，却无话可说，连换洗衣裳都是分两个箱子装，一个放脱下来的脏衣，一个放浆洗好的干净衣服，只为避免说话。
朱安自己又懦弱胆小，管家的事自然是由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掌管。
鲁迅主外，弟媳羽太信子主内，大伯子与弟媳这种不正常的管家模式，也为日后兄弟们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一来日常交接事宜处理多有不便，二来，赋予羽太信子管家的权利却没办法制约，若她挥霍铺张，必定嫌隙矛盾丛生。
果然，这对原本相亲的兄弟，逐渐失和，甚至闹到了反目，至死心结难解。
周建人在八道湾住了一年零八个月，在北京谋职不顺，之后去了上海谋生。
周建人搬走了，剩下了鲁迅与周作人这一对兄弟，但没多久，这一对兄弟却走向了决裂。
1923年7月18日，这天，周作人给鲁迅一封信，上写：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鲁迅派人请周作人当面说清楚，但是周作人拒绝见面。
周作人后来解释，他写这封信起初并不是想和哥哥决裂。
但是这封含蓄的信，可怜的人间，虚幻的蔷薇色的梦，重新生活，这些词无一不是 在说哥哥做了什么让他怀疑人生的事。
有人说是鲁迅窥浴风波，也有人说是经济问题引发的矛盾。
但究竟是怎么回事，连住在一起的鲁母都一脸懵，更何况外人。
她眼见这兄弟倆前一日还同出同入地抱着书商讨文章，第二日竟闹起来，而且闹得不可开交。
周建人也是不闻其详。
那年的8月2日，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搬离了八道湾，住进了砖塔胡同61号。
此时的八道湾，鲁迅曾这样说：八道湾此时就只剩一个中国人了。
他把八道湾形容成一个盗窟，他是被一个日本女人驱逐出来的。
自己十多年来收藏的不少拓本及器件，他还未悉数取出。
八道湾里鲁迅遗留的物品，周作人捎信说到时他会派人送去，但鲁迅还是坚持自己回去取。
鲁迅回八道湾取一些书籍及其他物品，兄弟之间竟然大打出手。
鲁迅在日记里如是记载：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那是怎样一个场景：羽太信子如泼妇骂街，罗列鲁迅种种罪名，各种污言秽语骂鲁迅，而周作人也同样气势汹汹，愤慨不已。
羽太信子撒泼一样地骂，周作人也是各种帮腔，甚至动手殴打，场面混乱而尴尬。
愤怒的周作人竟然把一个尺把高的狮状铜香炉朝兄长头上砸去，亏得当时有人在场，接着了香炉，鲁迅才免去了一场血光之灾。
两个为人师表的大学者，这一场闹剧，把两个人的关系推至冰点，形成了一个死结，终生再没有解开。
鲁迅周作人反目原因剖析郁达夫有篇文章《回忆鲁迅》这样剖析周家两兄弟的反目：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 周作人氏的那位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有时候鲁迅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点，我们不得不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有一个花一个，尤其他那位夫人。
作为闹剧的目击者，张凤举认为兄弟失和的原因，可能是鲁迅对信子的失敬，以及双方的经济问题。
鲁迅的好友台静农说起兄弟失和，说起一件事，周作人在西山养病的时候，鲁迅忙着四处筹措医药费，他替周作人卖的一部书稿，稿费到了，鲁迅很高兴，想着信子也着急，连夜到后院去通知信子。
谁知信子却告诉周作人，说鲁迅连夜进来，意图非礼，周作人也信了。
信子还对鲁迅和周作人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川岛说：鲁迅在他们的卧室下听窗。
章川岛也表示怀疑：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
究竟是什么样隐秘的事情，使得原本感情深厚的兄弟，结下如此深厚的怨怼？
要知道周作人病月余，鲁迅特别挂怀，筹钱，探病，带书给兄弟解闷。
周作人只说是隐秘的事情，鲁迅也没有细说是非曲直，也许有些事情本就说不清。
兄弟如参商，一辈子形同陌路。
对于1923年7月17的事情，鲁迅的日记是： 改在自室，自具一肴。
周作人也有十个字左右的日记记载，不过后来竟用剪子剪去了。
他因为经济紧张把1934年前的日记卖给了鲁迅博物馆。
剪去的文字，很可能就是兄弟反目的原因。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有这样一段话：
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情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
鲁迅兄弟失和的原因竟成了一个谜团。
但是不管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事情闹到这一步，这与三人的性情都有关系。
鲁迅总是不苟言笑，沉默而寡言，却也个性鲜明，最是受不得别人对他的冤枉和污蔑。
少年时邻居衍太太诬他偷家里的钱，他远走他乡求学以避流言，留日时，成绩及格的他被同学怀疑是作弊，他内心很是不平。
而羽太信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周建人曾说，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二哥周作人碰到的却是个例外。
羽太信子是个悍妇，又有点歇斯底里的底子。
信子总会动辄情绪失控，然后昏厥，周作人不知所措，便会事事依她，几乎完全被拿捏住了。
周建人曾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周作人）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
1934年，周作人夫妇同游日本，信子怀疑周作人有外遇，又如疯妇般大闹，闹得周作人无力招架。
周作人的日记，也有不少记载自己苦于发妻的癔症发作。
另外，信子对鲁迅也有莫名的偏见和敌意。
鲁迅常给周作人的孩子买糖果，羽太信子不让孩子们接受，甚至把糖果扔掉，鲁迅曾为此感慨：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肮脏的。
她也不许孩子们到大伯房里来，说是就要让他冷清，冷清到死。
信子管家，就是一个大大的错误。
羽太信子本是贫苦人家出身，结识鲁迅及兄弟，也是因为做女佣。
在日本，女性地位普遍低下，羽太信子可以说是一种附属一般的存在。
嫁入周家，搬进八道湾之后，一跃成为当家女主人，她的自私、狭隘、爱慕虚荣的一面开始暴露。
羽太信子接济娘家不说，还把父母、弟弟、妹妹、甚至舅舅接来同住，这样不分界限，不明事理的人主持一个大家庭，注定是一团糟。
没有人能约束信子，靠嫁人改变命运的信子，内心的欲望无限膨胀。她处处摆阔，家里仆妇佣人七八个，吃穿用度极其讲究，各种挥霍。
一桌子饭菜都上了桌，她却改口要吃饺子，于是下人又连忙撤了另做，被褥用了一段时间，还算新，她却不要了，赏给佣人，再去置办。
鲁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自己讲课，写稿，辛苦挣钱，别人花起来如此奢侈，自己还得举债供养，鲁迅难免心里不痛快。
鲁迅也曾让周作人劝内人节约些，这也加剧了信子对他的敌意。
生活里的摩擦和碰撞，经济上的暗生嫌隙，这些都是水底的污垢，遇着一个时机，总会搅得池水浑浊不堪。
信子造谣鲁迅调戏他，偏偏周作人也信。
周建人说二哥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顺，却不辨是非。
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是“昏”。
周作人学识渊博，温文尔雅，但在大节和家事上就是个糊涂虫。
兄弟闹到如此不堪，鲁迅搬走，八道湾偌大的宅子，实际上就是周作人的宅子。
这之后，周作人落水，出任伪职，背上汉奸骂名，这与他的性情，与他的日本老婆信子又莫大的关系。
兄弟决裂后，余生如陌路，怨结至死不休决裂之后，周作人在《京报》的副刊上，以丙丁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小诗《伤逝》
诗的内容如下：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
渡过苍茫的大海，
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
献给你一些祭品，
作最后的供献，
对你沉默的灰土，
作徒然的话别，
因为她那运命的女神，
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
已经把你带走了，
我照了古旧的遗风，
将这些悲哀的祭品，
来陈列在你的墓上；
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
都沁透了我的眼泪，
从此永隔幽明，兄弟，
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9天以后，鲁迅也以《伤逝》为题，写了一篇小说，收在《彷徨》。
鲁迅的《伤逝》，是对子君和涓生爱情的祭奠，但在周作人看来，这不是爱情的悲歌，而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断义绝的。
《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是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鲁迅和周作人同为《语丝》的核心人物，并为其撰稿，每次语丝社中聚会，鲁迅总借故不出席，只为避免兄弟相见尴尬。
1936年，文学斗士鲁迅病逝，鲁迅遗言留下7条叮嘱，最后一条是这样的：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鲁迅与许广平）
这是不是暗指周作人不好说，但对于兄弟之怨，鲁迅至死也没有释怀吧。
哥哥去世，周作人没去上海参加亲哥哥的追悼会，而是在北大礼堂参加纪念会。
第二天，他还照常上课，不过那天，他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走进教室的，讲的内容是家训里的《兄弟篇》。
铃声响起，周作人合上书，对学生们道歉：““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听了这话，大家抬头看他，发现他的脸色十分难看。
《兄弟》里有这么一段：
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则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节量亲厚之恩，犹方底而圆盖，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为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大意是兄弟根脉相通，同吃同学，又有高堂在上，虽有荒谬悖逆之人，也不会出现大偏差。但在成人以后，娶妻生子，各有妻室，即便是诚实厚道者，在情感上也难免不发生变化。而妯娌，没有血缘关系，自然疏远。如果受她们的蛊惑，兄弟之间必然发生龃龉乃至裂隙，这就犹如在方形底座上硬加一个圆盖子，无论如何是合不拢的。兄弟情深，定要勉记不能为他人改变撼动。
周作人在鲁迅逝世当口讲《兄弟》，是怨是悔，还是爱恨交织？说不清，说不清。
鲁迅逝世后，周作人撰文两篇，之后便声明，不愿再写此类文章。但是后来却打脸了，鲁迅被推上神坛，周作人却以鲁迅挣稿费。
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中，周写有这样一段话：“我很自信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是对得起他的了。”
不过周作人，对于笔下的鲁迅，客观而尊重，并无抹黑泄愤。
但对于这一对兄弟，本是手足，却如参商不复相见，怎能不让人唏嘘。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狱后住在八道湾的周作人，送一位上门约稿的编辑时，他出他指着院内一株硕茂的丁香说：“这是家兄种的树。”
不知道他说此话时，是感慨岁月流失，还是怀念曾经的手足温情？
周建人的家庭悲剧羽太信子把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搅得一团乱，而她也间接影响了一个人的命运-周建人。
信子的妹妹芳子，十五岁便来到周家，在姐姐的影响下，变得自私，虚荣，狭隘。
后来她嫁给了周建人，一开始还算夫妇和顺。
但是周建人仅仅是个小学教员，薪资不比两个哥哥，她对丈夫满是嫌弃，儿子夭折对她精神更是一种刺激。
周建人后来去上海谋生，几次三番要妻子携子同去，但芳子过惯了八道湾奢侈的生活，她更享受亲人包围的感觉，死活不肯去上海。
连婆婆都看不下去，“哪有不跟丈夫走，而跟着姐姐的道理”
周建人后来与王蕴茹同居，生下三朵金花。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照例往八道湾寄钱，哪怕自己日子拮据。
从1923年搬出来，周建人的三个孩子，大儿子周丰二，女儿鞠子，小儿子周丰三，便于父亲如同陌生人。
1936年，鲁迅逝世后不久，又逢老太太80生辰，周建人为让母亲宽心，携王蕴茹及孩子们同去拜寿。
（周建人与王蕴如）
没想到寿宴又变闹剧。 在家宴上，芳子带儿子将周建人痛打一顿，长子丰二甚至要拿剑杀了父亲。
此后，丰二还写信攻击父亲，连鞠子都责备丰二过分。
连周作人也来补刀，他直接写信攻击，说周建人看中的王女士，与姘头无异，与蓄妾无异。
周建人，这下彻底与这边断绝关系，连儿子他也不认了。
芳子的孩子，从小缺少父爱，长到少年又遇这样的尴尬与难堪，内心定如大石压心。
八道湾就只剩周作人一个男主人了，周丰三自小跟着二伯父，对二伯父也有浓厚感情。
但是周作人却落水成了汉奸，这又是一重刺激，刺激到了年轻的周丰三。
1939年元旦，有个自称是周作人的学生求见，可谁知，周作人一出现，这人就拔枪朝他射去，子弹击中铜扣，周作人只是受了轻伤而已。
周作人认为这次谋杀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这次刺杀之后，日本宪兵借保护周作人的名义进驻周家，更加速了周作人的落水。
周作人任伪职时，鲁迅已辞世。倘若作为民族脊梁的鲁迅地下有知，知道原本志同道合的二弟成了汉奸，他会发出怎样喟叹！
1941年3月24日，19岁的周丰三，在家里，夺过周作人警卫队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了。
这个年轻人，背负的心理压力太大，自小父亲的缺席，父子十几年后相见却是闹剧收场，父亲不认自己，而自己敬重的二伯父又成了人所不齿的汉奸走狗。
这个家早已千疮百孔，没有遮羞布而言。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悲剧，他与许广平的师生恋，鲁迅与周作人的反目，周作人的落水，周建人的抛妻弃子，周丰三的自杀，这个赫赫有名的周家，更像是一个枷锁，一个桎梏。
这个家族的撕裂与痛苦，真的让人分外唏嘘和感慨。
一个家族的不幸，归咎到一个女人身上，实在不公。
但有时真的，选错一个伴侣，对人生的杀伤力不是一般的小。
现在才知道，除掉名人的光环，鲁迅的彷徨和苦闷，除了为国为民的忧虑之外，还有被家务所侵扰的心累。
治家真的是一门大大的学问。
我是花岸，关注我，更多精彩内容与你一起分享。
。从“黑油的竹门”、大匾等陈设，从那没有孔子牌位的拜孔子仪式，从同窗趁先生读书入神时，溜到三味书屋后的小花园“折腊梅”“寻蝉蜕”到人声鼎沸的课堂，自得其乐的老先生，颇有些成绩的绣像，飞速进步的“对课” 处处洋溢着一种成年人回顾往事的乐趣，时时流露出新奇天真和快乐的情趣。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写了五件事分别是：伯父去世后，“我”看到他受到很多人的爱戴；伯父和“我”谈《水浒传》；伯父笑谈“碰壁”；伯父救助黄包车夫；伯父关心女佣阿三。
此文通过忆伯父鲁迅的几件事，以及他给“我”的教育，反映了他读书一丝不苟，同情和关怀劳动人民的性格特征，赞扬了鲁迅“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的优秀品质，同时又表达了作者对鲁迅的无比怀念、热爱与敬仰之情。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