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越秀区恤孤院路3号，党的三大会址所在地。记者到访时，三大会址纪念馆正在改扩建，工棚围起的长方形展示坑内，有数十块斑驳的红阶砖，这是当年挖掘找到的三大会址仅剩的建筑遗迹。
“说来也巧，当时我在文物考古部门工作，三大会址的考古挖掘还是我主持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馆长朱海仁告诉记者，因为原建筑在抗战时被日机炸毁，三大结束后将近半个世纪，会址在哪成了未解之谜。上世纪70年代，经调查初步确定了三大会址范围，一直到2006年才用考古学方法对会址进行了挖掘、考证，在此基础上做了保护展示并修建了纪念馆。
三大会址考古发现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党的三大在广州举行。就在这个当年“有钱有势”人住的东山，就在那座并不起眼的民房里，一群共产党人在此作出了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决定——国共合作。
各地代表秘密赴粤
党成立后，设中央局于上海。但自二大确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方针后，共产国际已有意让中共的工作重心迁到广州。
原因无他，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长期开展革命活动的根据地，革命气息一直较浓，政治环境也相对宽松。对此，瞿秋白曾有个形象说法：“我们要在广州刻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图章，就可以拿到广州街上去刻；在上海我们就不能拿到街上去刻。”
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遗址，三大“预备会议”在此召开（沈阳 摄）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非常看好广州，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研究馆员吴敏娜看来，中共中央南迁广州及三大召开，马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大钊参加西湖会议前给胡适写的信
此时，两党高层也在频繁接触。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后，李大钊赴上海拜访孙中山，会谈了好几个小时。李大钊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达到了“畅谈不厌，几乎忘食”的地步。
1923年３月，陈独秀到广州与孙中山接触，不久后就出任大元帅府宣传委员会委员长。距三大会址不到200米的春园，是当年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门前有一条小河静静流过。朱海仁告诉记者，据说当年这条小河通向珠江，孙中山经常从珠江乘船来此，与陈独秀等人商谈两党合作。
春园旧照片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三大后，当时的北方、两湖、江浙和广东四区分别推选代表参加，共有代表30多人。据三大代表徐梅坤回忆，他们从上海坐船到广州开会，“船不能从上海直开广州，必须在香港停留一天”“船到广州，在太古（仓）码头上岸”。徐梅坤曾在上海《民国日报》打工，是经陈独秀介绍入党的第一位工人党员。三大召开49年后，年近八旬的徐梅坤重访旧地，辨认出附近的逵园，进而确认了三大会址所在，这是后话。
1923年时三大会址测绘平面图
一切准备就绪，三大的帷幕徐徐拉开。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共同出席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21票赞成，16票反对
“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在辩论这个问题。”徐梅坤后来回忆，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这引起了激烈争论。
这次大会上讨论的“国共合作”，已经不是共产党要不要加入国民党问题，而是全体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党员加入，特别是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的问题。
描绘三大会场的油画作品
马林、陈独秀提出“应该加入国民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非常幼稚，所以“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对此，瞿秋白是赞成的。他说，“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
蔡和森、张国焘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是取消C.P.存在的主张”，并且“将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邓中夏则明显不信任国民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内部利益迥异的政党，很难改造”。
有意思的是，蔡和森与向警予夫妻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有分歧。吴敏娜告诉记者，他们经常从会上争论到会下，有时候回到住处仍会继续争吵，同住春园的毛泽东还曾跑来劝架。
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党内高层领导人在会议桌上的争论，也折射出此时多数普通党员内心的困惑。最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仅以5票优势通过。这也反映出当时党内对这一决议的真实态度。
决议通过，最终让党内对国共合作有了统一认识：“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因而要加入国民党，“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同时在政治、思想、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并“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壮大自己的队伍。
广州黄花岗烈士墓，三大结束当天，代表们来到这里高唱国际歌（沈阳 摄）
与此同时，这次大会选出了14人组成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9名委员、5名候补委员。据瞿秋白笔记，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得票最高。张国焘则落选中央执行委员。随后，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5人组成中央局。毛泽东入选中央局，并担任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
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三大实现了从社会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转变，推动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国民党改组。”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魏法谱认为，国共统一战线不仅掀起了国民革命的光辉一页，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同时也促进了党的自身建设，使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
党的三大之后，国共合作步伐加快。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迅速发展。同年7月起，广州开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彭湃、阮啸仙、毛泽东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记者到访时，这个设置在番禺学宫的农讲所正闭门修缮，从前培养秀才之地，变身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场所，历史的强烈冲击感迎面而来。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沈阳 摄）
由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来自全国近20个省。在第六届学员名单上，两名崇明籍学员陆铁强和俞甫才的名字引起了记者注意。陆俞二人是崇明最早的党员，从广州农讲所回来后，在崇明领导农民运动。1927年11月，陆铁强在海门牺牲，时年20岁。俞甫才则因劳累过度于1934年春逝世，时年28岁。
国共合作的另一个“重要产物”是黄埔军校。位于黄埔区长洲岛的陆军军官学校旧址，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两侧白墙上孙中山先生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复原的教室里，依稀能感受到当年学员求知若渴、只争朝夕的盛景。这座中国军事家的“摇篮”，为大革命及后来的军事斗争提供了人才支持，一些人分别成为两党军队的核心领导人。
黄埔军校内复原的学生宿舍（沈阳 摄）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军校的政治教官几乎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包惠僧、熊雄先后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军校苏联顾问曾说：“共产党人在军队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军队具有旺盛的战斗力。”
军校旧址内复原的政治部
对于共产党来说，从事军事活动正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并由此“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洪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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