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经十六个皇帝，一共用了十七个年号。汗青上“一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的不成文划定，是从明朝起头的，并被清朝沿用下来。也是以，从明朝起头，才显现了用年号来称谓皇帝的习惯。一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当然要慎重思虑，可是偏偏是明朝，在年号方面，时常显现忽略，令人啼笑皆非。
“洪武”与“建文”这两个年号，是对应关系，却是没啥问题。朱元璋是建国之祖，自力更生打下偌大基业，于定鼎之初，用“洪武”二字，宣扬本身的功勋，是恰如其分。而继任者朱允，自己也号称“柔仁之主”，何况有了“武功”，就应该有“文治”，休摄生息，安抚公民，那么，用“建文”作为年号也很合理。
不外，事情到了篡位者朱棣这里，就出了点小问题。
众所周知，朱棣的年号是“永乐”，这个年号实际上并不是朱棣首创，而是一个“二手年号”，之前已经有人用过。那么在朱棣之前用过“永乐”的是谁呢？恰是在《水浒传》后半部里作为首要反派显现的方腊，这个方腊，乃是大宋朝的有名反贼啊！
朱棣本身是造反起身，用了另一个反贼的年号，真是相映成趣，明朝就有人闹不领略了，朱棣为什么要用一个二手年号呢？有人注释说，一来，其时朱棣急着正位，对照急急，所以来不及细心推敲年号；二来，这个年号是朱棣本身定的，他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当然不会想到这是个二手年号，大臣们又不敢劝，于是闹出一个作对局势。
无独有偶，明朝的“二手年号”，还不止“永乐”一个。明武宗朱厚照所用的年号“正德”，事实上也是早就被人用过的。
“正德”二字，出自《尚书大禹谟》中的一句“正德、行使、厚生、惟和”，顾名思义，就是要正直人品的意思。选这个年号的人，是其时的内阁首辅大学士刘健，朱厚照是出了名的“顽童皇帝”，刘健从四书五经中选出这么两个字，其实也隐含着劝戒朱厚照的意思。然而这个年号刚一公布，就执政廷中炸开了锅，饱读诗书的大臣们，一会儿就发现了问题地点：这个“正德”年号，是西夏小朝廷用过的！西夏不外是偏居一隅的小政权，与“正统皇朝”北宋常有胶葛，堂堂大明，怎么能用一个小朝廷的年号呢？可是米已成炊，年号都昭告世界了，这时候再改也来不及，于是，大臣们只好接管了又一个二手年号。
按说刘健也是进士身世，怎么会犯这种初级错误？没法子，这个倔老头与旁人纷歧样，在贰心里，只有四书五经才是正经籍籍，其他什么诗文史籍，一切不需要看！他有一句经典名言是如许的：“后生辈才得科第，却去学做诗。做诗何用？李、杜也只是两个醉汉。撇下很多大好人不学，却去学醉汉！”他白叟家，竟然把李白、杜甫两位大文豪看作两个醉汉，这种心态，当然不会研究研究汗青上年号反复的事儿。
年号固然没法改了，可大臣们对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刘健却不愿放过。于是，第二年的科举测验时，大臣马文升专门出了一个问题：“宰相须用念书人”，嘲讽刘健是个不学无术之徒。刘健自知理亏，也欠好意思多说什么。
朱厚照的继任者明世宗朱厚，他在取年号时，也闹出了一点小风浪。内阁为朱厚选定了年号“绍治”，朱厚一看就不愿意了。这个“绍”乃是继续的意思，所谓“绍治”，当然是指朱厚应该继续他的伯父：弘治皇帝朱樘。其时内阁正逼着朱厚改认朱樘为父亲，如今近年号也施展出了这个意思，朱厚当然大为恼火。于是，他拒绝了“绍治”年号，同时拟定了新年号“嘉靖”，以表明本身绝对不想做朱佑樘的儿子。之后的嘉靖皇帝，为了认亲爹，把那些逼着本身认朱樘当爹的大臣全打了屁股，他对大臣的触犯心理，其实早在选年号时，就已经见出眉目了。
明英宗朱祁镇的第二个年号“天顺”，也非常奇异。因为在景泰年间，曾有一伙反贼在苗人聚居区造反，为首的反贼李珍，就自号皇帝，大封群臣，定年号为“天顺”，召集两万人马。这伙草台班子，很快就被官军覆灭，可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夺门之变发生，朱祁镇复辟成功，定下的新年号，居然也是“天顺”！大明朝与反贼共用年号的事儿，竟然又一次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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