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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到来，必然要经过与旧事物的缠斗才能够形成正常的新秩序。可惜的是，弘治皇帝之后的正德、嘉靖、万历等基本上属于不务正业的帝王。对于新时代地抵抗，只剩下一些官员、文人，如文徵明之流，以一己之力进行着抵御。
晚明是个享乐与个性张扬的新时代时代
但最终，新时代以诱人的方式瓦解了所有人的斗志。因为新时代更符合人们的本性，人人都喜欢过这样的生活。
人人都喜欢的，未必是正确的。例如张扬个性，每个人都希望拥有自我，都喜欢与众不同，但如果发展到眼中只有自我的时候，那么这种张扬个性就过度了。
再比如，享乐。谁不喜欢享受?但享受也需要注意自己的生产力。
享乐，本质上就是消费，如果没有引导，人人就会在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而去拼搏。当靠自己的能力、靠正常途径不能取得的时候，就会践踏人世间的一切法律和道德。
那么，明朝的社会生产力到了人人享乐的地步了吗?显然没有，否则就不会出现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就是多蓄养奴隶、多娶些青楼女子，青楼业也不会那么发达。显而易见，当大部分人贫穷，支托起来的少数人的奢华是不会长久的。难道奴仆、青楼女都是有权有钱家的人“客串”、简直吗?
个性张扬和享乐融合在一起就会变成奢侈。因此，奢侈行为几乎没有任何正当性。
奢侈导致人心变化，当一个社会只剩下物质，那么将是危险的自掘坟墓，大难来临时人们只会为了自我利益。崇祯去和大臣、亲信借钱，人人都不借。结果如何?农民军一进入京城，一顿鞭子儿全都给了。朝廷都没了，你奢侈的钱有什么用?道理很简单，但身处享乐、自我的人不会想这么多
当然，个人奢侈只是害了个人或家庭，但当奢侈成为时尚之后，害的就是民族与国家。人们就会不顾及自身的条件，为了面子、为了意气之争，而竞相斗奢，从而人心变化。为了物质而去做任何事情。
今日百万富翁明朝乞丐之身，在一些人看来这种斗奢是自我个性的彰显，对于贫苦人竞相购买假品牌、注水鸡(晚明已经有了)等不正常行为就会成为风尚。
社会风气大大变化，周晖(1546年——?)的《金陵琐事·卷4》中就发出了感慨：最不可伪者，金也。二十年来，金丝有银心者，金箔有银里者。工人日巧一日，物价日贱一日，人情日薄一日。
叶权(1522年—1578年)在《贤博篇》中就说了一些假冒案例，看起来非常令人觉得心痛，例如他说，苏州卖花人挑花的担子中，看着非常好看，但基本上没有一枝花是真花。卖的杨梅为了好看好卖，往往用墨染成紫黑色。老母鸡插上个长尾巴假装当作敦鸡卖。
当人们活在虚幻的繁荣中时，所有人都忽视了危险，觉得繁荣不但将依旧，而且会更好。但晚明越来越频繁的民变，恰恰说明这种虚假的繁荣背后隐藏着的是更大的危机。
民变，并非要推翻政府而是希望吏治更加清明，民变的领导者大多是有产阶层。因此，他们并不希望改朝换代似的革命。
然而，革命要来的话，任何人都无法抵挡。万历中后期，自然灾害频仍，吏治以及洪武荒政体制的衰落，直接造成农民起义的出现。农民企业则是以改朝换代为根本目标，革的就是朱家的命。
最终，在虚假繁荣下，明朝的大厦轰然倒塌。而在大厦坍塌前，明朝的娱乐业到了疯狂的地步。
奢侈能够促进的经济只是畸形经济，只是少数人的享乐。节俭过头儿将导致物质难以增长，奢侈一到则是亡国灭种。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农业文明，根本没有到奢侈的地步，人心也不会正确看待少数人的奢侈、多数人的受苦。当然，全世界都是如此。有人把美国奉为榜样，但目前美国的极端民粹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
许多历史学家对于乾隆时期的《消夏闲记摘抄》和《禁奢辩》等书中的一些合理情节，来论证奢侈有一定的正面价值，甚至催生了晚明的经济大发展。
陆楫生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卒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他的观点总结一句核心就是：秦淮歌舞是国家太平的表现，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节俭可保一人或一家不贫，扩大到全社会则未必。并且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没看到过奢侈可以把全社会变得更穷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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