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滢滢,居住于浙江杭州，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学士。36岁开始从事独立摄影师职业。柴：柴承伟汪：汪滢滢《洄》系列作品之一《洄》系列作品之一 《洄》系列作品之一 《洄》系列作品之一柴：无论是《人生40：生于1976》，还是《洄》，或者《第四行诗》，你都是从自身出发，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于摄影的这种出发点，你认为它的优势在哪，需要克服的问题又在哪？汪：对，我拍摄的项目到目前为止，包括纪录片都是这样。从自身对生活的好奇，或者对困惑的解答，或者自身的情感抒发出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表达自己而去拍摄。优势就是这些项目跟自身对生命的思考探索有关，所以比较容易坚持下去，比较容易从头到尾很完整地做好。而不会说在做一个项目时，去疑惑自己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项目。摄影的表达始终是跟自身有关，或者自己是其中一份子，我觉得这也是艺术表达的一个核心价值，它是从人的情感世界出发，向外散发的这样一种表现方式。所以在最后的作品呈现当中，都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也很容易能够架构自己。需要克服的问题就是说怎样去建立一种逻辑的架构，因为从自身情感出发的东西，它的动机是感性的，所以在项目行进过程当中需要去梳理一种逻辑感，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维。
这样一种创作方式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有感而发，很渴望去捕捉一个内心需要得到的答案，需要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去了解事物的真相。但是最后把它形成作品的时候，包括起初你去拍摄这个项目的时候，都需要一个理性的分析和思考。这个是这种创作特色最需要克服的一个问题。柴：你曾经说第一次回出生地拍摄《洄》时，镜头里带有太多的猎奇性。后来再去的时候，你就在竭力避免这种情况。你在摄影时一般会被什么东西吸引而按下快门？汪：这个好像是我在生活杂志访谈里面说过。第一次回去，因为跟我的出生地已经阔别三十七八年了，婴儿时期两三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只有非常非常模糊稀少的记忆，对它会有一种幻想。所以去之前充满了好奇，因为一直在南方长大，偶尔会从我母亲的描述当中，尽量去捕捉出生地的那些碎片。第一次回去完全是因为内心的好奇而按下快门。等我回去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觉得这是一次失败的拍摄。它并没有解答内心对血地的这样一种情感，没有解答我回去需要寻找什么的这样一个问题。第二次去我就决心要慢下来，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对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样貌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感知。
第二次这种好奇心很大程度的减少。因为第一次是用数码，第二次我就用胶片拍。我想很慢的去记录它，然后呆的时间也比较长，还拒绝别人陪。我会去跟他们聊天，捕捉那些线索。因为我的家庭在我小的时候还是完整的。我父亲在那里下放十七年，很多上年纪的人都知道他，加上他在那边有一个艺术馆，算是当地比较知名的人物。有一些跟他有交集的人就会跟我叙述我们家庭的一些事，也会跟我讲诉我父亲是怎么样一个人。通过这些，我对我父亲的了解就更立体更丰满。在这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感动我的情景或者情感捕捉，而不再是及时的、猎奇的捕捉。等我回来整理照片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让我非常的诧异，就是没有很正面的拍一个老乡的脸，我所有的镜头都有一些躲避，或是会被什么物体遮挡，或者只是拍着他的手或者局部，我的镜头对直接的触碰的眼神会有一些闪躲。我想这也是故乡留给我的这种很碎片的记忆的一种呈现。事实上我已经回不去我出生时的故乡，这也是摄影的特征，它捕捉的是当下的你能见到的东西。有人问文学跟摄影在我从事艺术时有什么不同？
对故乡我曾经写过五万字的自述，不是为了出版，只是想把自己内心的伤痛梳理一遍，然后能够去正视它，不再逃避这个问题。所有的文字都是回忆性的，是把自己重新带入这个纠缠我一辈子的心理问题，原生家庭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文字的叙述当中，我还要再去痛苦一次。但是摄影就不同，它没有办法带我回到遥远的过去，只能拍当下。在当下的这些微小快要消亡的线索中，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治愈的力量。这是我拍《洄》的一个初衷，想要去寻找自己，想要去面对自己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一些困惑，想要通过这个项目去疏解心理问题。其实我的这些项目都是为我自己拍，最后完成之后它能影响一些人，让别人有一些感同身受，有一些思考，或者有一些启发，这个是作品额外带来的。《生于1976》系列作品之一《生于1976》系列作品之一 《生于1976》系列作品之一 《生于1976》系列作品之一柴：看你的摄影，应该是很注重跟拍摄对象的对话交流，双方是处于一种平等互换地位，特别是《生于1976》。这种摄影态度你是如何形成的，又有何深刻体验？汪：我是从其它完全不相干的领域，进入到摄影这个领域当中去的。支撑我创作的动力也好，思路也好，逻辑感也好，我觉得极大程度受益于我对文学的理解。我是很少去看摄影类的书，包括画册这一些。可能比普通的爱好者看的多一些，但是在这个领域当中，这个圈子里面，我应该算是看的少的。
我没有刻意的想要去看非常多的画册，我觉得那些是人家拍的东西，带给不了我什么创作上可以借鉴的东西。相反我更多的是阅读文学哲学这一类，也会关注其他的艺术类目。这些事物带给我很多受益的东西。我的作品跟我的性格还是蛮相符的，自己总结它是有一种孤独的独立的思考，对世界、周遭事物的观察始终有一些伤感的色彩，不是那么太过阳光，也不是那种绝望性质的。柴：你是在36岁时拥有第一台单反，买了后也拍过拍花花草草，后来却有了很大的转变，拍出了《生于1976》这样的作品。这中间具体是如何转变的？汪：当初一是因为流行，也有点闲钱，就去买了单反相机。我比较幸运没去学那种很多人在一起拍的大风光，没有走那样的弯路，也有一两次那样的机会，但是内心比较抵触，觉得那些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柴：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开始对风光沙龙摄影的抵触，是源于摄影是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认识？汪：对。我对风光沙龙摄影的抵触，就是觉得它不能表达自己。每个人都拍一样的照片，跟自己没有关系，不会有触动我再看的欲望。《生于1976》系列作品之一《生于1976》系列作品之一《生于1976》系列作品之一《生于1976》系列作品之一柴：你刚讲到你在摄影时受到文学的很多滋养，如果让你推荐阅读过的文学哲学类书籍，你会推荐哪几本？汪：我看书看得非常杂。读的书多了，作者的逻辑架构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可能比看画册的影响更多。
现在愿意看的一些书是能够带给我一些新的解答的，相反就是那些小说我不会太多的去看。介绍几本书，这个就不介绍了，感觉有点装逼。应该读那些有智慧的作家的书。不要去读那些很口水的书。我不太愿意去读那些辞藻很华丽，就是形式上堆砌感很强的文字，内容却很空洞，那种让我觉得很恐怖。我现在看太多的作家，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建立读者对他的一个景仰或者好感，利用文字建立自己的一个形象。这一类的文字，我都不喜欢，是很浅显的。相反那种厚积薄发的，货很多，但是它的表述的方式、文字都很朴素，让人愿意读下去，整个内容也很能击中我，带给我新的思考。那些文字是我非常敬仰的。文学创作你要张扬是很容易的，但要克制，或者表达准确，直抒胸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这个是很高级的作者才能做到事情。就这些原理来说，同样可以用到摄影上。柴：对于摄影你应该算是半路出家，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可能也是所有摄影人的问题：一个是摄影技术过不过关，二是对于摄影的认识是否正确到位。现在好像出现一种偏差，就是摄影理念讲的多，而对摄影技术不屑一顾，就导致很多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很粗糙（不排除故意而为之）。莉兹·葳尔斯（LizWells）说：“想法比技术更重要，但没有很好的技术，你便无法和别人交流想法。”你是如何训练提高自己的摄影技术的？汪：现在有人常常会来问我，能不能教他们摄影。自己也深深思考过这个问题。而所谓教摄影，它能够量化的东西，就是能把它形成一种标准化的东西去教授的，无非就是怎么运用相机，光圈大小，ISO。其他的我觉得教授就很难。
比如说我不应该去教任何一个人怎样去构图，三分构图法，几分构图法，用这个构图法去拍人，我觉得完全是错误的。所谓“技术”的形成，就是他人生经历折射到视觉美学，这样一种转换的能力。说穿了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有表达的东西，但还是非常敏感的人更适合这个职业。如果一个人技术理念都很强，但表达的很空洞，我反而更愿意去看一些技术不那么好，但是有所表达的那些照片。《生于1976》系列作品之一《生于1976》系列作品之一《生于1976》系列作品之一柴：看你作品《生于1976》，不得不想到日本的石内都，她也拍女性身体，像《1947》，还有拍她母亲的遗物。拍摄《生于1976》前你知道石内都吗，受过她的影响启发吗？汪：我拍《生于1976》的时候才成为职业摄影师一年多，一直真的很少看画册，近些年才看得多起来。印象很深的是，《生于1976》在我生日那天做了一个展览，有一个朋友来，他是比我资历老很多的摄影师，说石内都也拍故乡，也拍很多同龄女性的肢体。当时误以为是老年女性的一个拍摄。直到前段时间“一条”的采访中，才知道她也是在四十岁拍了同龄女性。所以，觉得四十岁对女性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才有女性摄影师都会在这样的时间点做同样的事情。
我突然觉得心有戚戚焉，很感触，也很奇妙，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我还挺激动的说，想托人把我出版的《生于1976》的这本书，送一本给她。我在构思拍摄这个项目的时候，完全没有受到石内都的影响，或者其他摄影师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拍的任何一个项目，都是凭自己的直觉，或者积淀下来的经验。柴：《生于1976》这组系列作品，无论是拍摄对象的选择，还是最终的作品呈现，这里面有太多自己的预设，也就是在拍摄前就想好了怎样去表达，只是去验证自己的答案吗？还是这是完全敞开接受的结果?汪：因为想不到我才想要去拍。我想要知道她们在四十岁是怎么样的，身体或心态怎么样，对四十岁之前的想法，她们很珍惜哪一类事物。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我想不到的，最后也超乎我的理解。不存在预设吧，可能会有一些想象，四十岁女人普遍的身体状态怎么样。
其实有一些文献的手段。就是大量的搜集这个东西，它是有代表性的，能够解答我的问题，同时能够解答很多人的问题。柴：在以前的访谈中，你谈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要勇敢做自己。这里面有你怎样的人生思考和感悟？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对当下中国女性有何意义？汪：我在拍《生于1976》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生于1976的女性跟她们母亲这一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她们父母这一辈女性在四十岁的时候，还是遵照传统对中国女性的要求，为家庭付出，为子女付出，很少有人想要去寻找自我。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女性回忆自己母亲四十岁的时候都表达出了这样一个特征，这是时代造就的。我们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下出生、成长，观念还是很传统，也有集体主义自我牺牲的价值观要求。但是在成长当中经历了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些变化，可以说有很大的一个土壤，让我们去认识到自我实现的重要性。所以参与这个项目的所有女性都表态说，四十岁之后的生活要从心而欲，想要做自己，这就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再往后看我们子女这一代，九零后，零零后，一零后，那就是完全很自我的一种状态，再去跟他灌输自我牺牲，集体主义，为家庭放下自己的梦想，这一切就完全行不通了。寻找自我，就是我怎么样，我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这是一个跨时代的永久的命题。柴：现在回头看自己拍摄的作品，认为有哪些是可以做的更好更完美？汪：创作时最初的一个愿望达到了，然后就没有思考怎样做得更好，就好像一个愿望被满足了。如果我会去思考怎么做的更好，说明我还没有被满足，或者疑问还没有被解答。我更关注的是这些。
《生于1976》系列作品之一《生于1976》系列作品之一柴：我们时常会听到这样的建议，把摄影当爱好就好，千万不要作为职业。而你却选择做自由摄影师。在用摄影养活自己方面有何经验分享？汪：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但是有一个矛盾性。这段时间有一个朋友说他想做作家，但是他的身份是一个商人，他又不想改变这个身份，要去做作家，写这种非虚构的内容，然后他就困惑怎么办，又不敢写太多太真实的自己碰到的故事。我就跟他说，当时我找到这样一种抒发自己的途径的时候，也有过同样考虑，是有一个稳定收入的工作，然后去养活这个梦想，还是全然的投入这样一个职业。但是从创作上面来说，应该是全然投入才能做得更彻底。做艺术家做作家都是为了在创作当中遇见自己，如果你还带有一种隐瞒或者隐藏或者不那么彻底的去认知自己的话，对这个职业来说是一种渎职。当一个人不去借助一个表达方式，就无法认知世界认知自己，到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所要做的就是放下以前的一切，去拥抱他想要做的事情。
这是一种情感、情绪或者心理的一种渴望，到达一定程度之后自然而然会去做的一个选择。好像有一些人去接触宗教，选择在一个时间之内闭关进入宗教的场域，断绝一切外在的联系，是一个道理。有些人的选择是暂时的，有一些人的选择是全身心的，长期的。对艺术创作也是这样子，你去选择这样一个职业，如果是出于自己内心非常大的一个渴望的时候，真的需要做出一个选择。用摄影养活自己方面，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可以介绍给大家，我基本上是在吃老本。感恩有一些机会，让我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收入。现在有一些讲座，杂志的约稿，演讲活动，类似这种会有一些零散的收入。再就是偶尔会有一些商业，我已经不再主动的去做商业推广的事情。因为我现在手上有纪录片，也有自己的艺术项目，想要抓紧时间把它去完成，投入的心力时间都很大。我也认知到职业艺术家应该要守得了清贫。对自己精神世界追求太大的时候，和物质上面就不可能两个兼得。目前这个职业对我来说很上瘾，暂时也没有想放弃。只要日常能够有一个收入就可以了，我也没有再像以前，比较迷茫自己是谁的时候，会去抓很多物质上的东西，学身边的人有一些奢华的物质享受。现在把这些东西已经看的非常非常淡了，已经毫不触动，甚至觉得当时的自己有点傻。自己的消费需求也在降低，养活自己还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因为自己消费低了。消费降级了，不是因为赚的多了。这就是我养活自己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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