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什么只剩残稿了?《资治通鉴》残稿是怎么样的?
《资治通鉴》我们都知道，是北宋时期司马光所写，或许很多人都想不到，《资治通鉴》至今为止还留存有一些残稿，是当年司马光手写的真迹，这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了，尽管可以看很清晰版本的资治通鉴，但是很多人恐怕还是想要亲眼目睹这一份司马光真迹吧?这份残稿近日会在北京进行展出，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国家图书馆藏司马光手书原稿，宽33.8厘米，长130厘米，共计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五字。清代乾隆、嘉庆、宣统帝皆有印章盖之于上，乾隆帝更是对之喜爱有加，除盖印章外，还亲自题字“司马光通鉴稿”。自宣统后，以赏赐之名，该卷流于民间。
千年回望司马光”公开课特别活动在北京开讲现场
“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这样评价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历经北宋五朝风云，司马光成为后人心中理想的文人士大夫形象，至今仍然为人所称道。今年也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
11月17日，由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纪念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千年回望司马光”公开课特别活动在北京开讲。此外，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世界上仅留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的残稿，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中展出，观众可以近距离阅读欣赏司马光真迹。
司马光(1019-1086)其人，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 ，故世称涑水先生。曾在地方任武成军推官，滑州韦城县知县。赴京后于国子监、大理寺丞、太常礼院、史馆、吏部、开封府、三司等多个部门任职。他还多次直言上书立嗣问题，深受宋仁宗、宋英宗信任。宋神宗即位后任其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但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离开中央。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其助手刘攽、范祖禹、刘恕等人的通力协作下，历时十九年编纂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该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成《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
全书编成后，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即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资治通鉴》确实凝结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
本次活动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彪，结合相关史料，对司马光的一生进行了客观评述，并着重就《资治通鉴》所记载的1362年间历代盛衰得失的评价、“资于治道”的治国理政思想、《资治通鉴》在传统文化方面以及史学研究方面的价值进行分析。
根据游彪研究，“修心之要”与“治国之要”是司马光在该书中重点提及的两个“治道之思”。所谓“修心之要”，主要指涉领导力的修炼与培养。“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说的是统治者的大仁，作为一国之君，应当“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所谓“明”讲的是为君者的判断决策能力，明君应当“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之后则谈“武”，这里的“武”不是武力，而是说君王应当具备刚强坚毅的人格。
“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归纳起来，关键在于“用人”。为君者应善于委任人才，奖赏要有信用，惩罚则必要落实。游彪以唐代李世民所践行的五则用人标准为例，为君者用人应挑选那些讲真话、能力强、有德性之人，同时应做到信而不疑且不避嫌。
此外，游彪还强调，《资治通鉴》并非全然是关于权术，它实则是意涵丰富，且具有普世意义的。明代王夫之层言，《资治通鉴》包含了“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体人之道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作为经典古籍，《资治通鉴》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书中所体现的重政治、重一统、重礼制、重仁爱以及重文明也是中华文化所内涵的核心理念。而在《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中，也处处体现出司马光的价值倾向。游彪讲解说，在司马光看来，“正统”是不可撼动的，以南北朝为例，司马光只把南朝宋齐梁陈当作君王看待;五代十国部分同样如此，只记五代，而十国是没有本纪的，司马光的“大一统观”从中可以窥探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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