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永历帝被害为明清战争结束的标志，那么萨尔浒之战毫无疑问是拉开了这半个世纪战争的序幕。
这场战争不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节点、而是敲响了由衰落走向灭亡的丧钟。其实在战斗真正爆发之前，无论是战略上的安排还是战术上的准备，明军几乎都是必死之局。
战术方面，首先看兵力。
明廷在战前宣传上号称大军四十七万多，这是那时战争的一贯做法，面对普通叛乱分子，凭借皇朝权威，喊口号都可能获取胜利(比如王守仁连蒙带骗吓跑了南昌叛军的守城部队)。但努尔哈赤可谓是明朝、或者说明军的老相识，这套办法对他们完全不顶用。明军的实际兵力呢?官方通报是援军十万外加辽东九万，合计近二十万众。
上图_ 努尔哈赤半身朝服像
但就算是这个数字，也是相当有水分的。在明中后期，将校谎报兵员吃空额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明军的援军是从各地抽调的，抽调的地方根据战争缓急的不同，则空缺的比例也不同。以京营为例，京营在晚明时期的额定兵力为十二万人，崇祯帝派遣御史核查，发现实际在职部队不到一半，其中还有大半的老弱病残;新上任的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的援军有六万之多，但监军举报其中只有二万五千多名。
辽东原本驻防部队情况就更为凄惨。在战争爆发之前，辽东的部队就已经拖欠军饷三年，战马都不齐备，所谓强劲天下的关宁军是孙承宗袁崇焕督抚之后才有的事情。在朝廷决定“大举进剿”之前，辽东总兵张承胤、副总兵颇廷相、游击将军梁汝贵就已经在战斗中阵亡，损失惨重，明廷为了补充辽东部队的不足，便招募了真定、保定地区的壮士三万人奔赴辽东。但这三万人都只是“计划招募”，因为时间相当仓促(不足一年)，人数未必达标、更遑论训练。
上图_ 袁崇焕(1584年—1630年)
两下合计，援军如果按照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比例计算(假设新兵招募完毕)，再加上业已残破不堪的辽东部队，这次参战的总兵力只能在十万人上下。
建州方面在兵力上是不吃亏的。他们的首领就是军人出身，率领生产、作战一体的八旗军队，按照“牛录-甲喇-固山(旗)”的方式编制，一个牛录三百人，一个甲喇统帅五个牛录、一个固山统帅五个甲喇，则八旗一共有六万兵力——而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在努尔哈赤全民动员之下，归顺建州的蒙古部落以及其他女真都参与其中。而攻克抚顺时收降的李永芳也积极劝降辽东的明朝守军，并且“以汉字传檄清河、胁并北关”。
上图_ 明末辽东形势图
战术上的第二要素，是部队战斗力。
影响士兵作战水平的，是训练和行伍关系。
明军将领，大多豢养了一批自家的家丁，这些所谓的家丁其实相当于自己的亲信士卒，他们地位比一般士兵低、但待遇和俸禄则比普通士兵高很多。随着后来战争的扩大，明军中家丁的成分越来越多，因而军队的军阀化、粮饷的耗损逐渐严重，但明廷依旧没有选择解决这个问题，个中要因，就是家丁的战斗力很强——至少比普通士卒强得多，是一支军队的核心战斗力，而其他部队大多虚有其名。
之所以如此，与明代征兵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在卫所体系日趋崩坏以后，明军开始募兵与征兵并行，但是募兵往往具有仓促性、而征来的士兵又羸弱不堪，一般将领只能挑选自己看中的士兵作为家丁集中训练作为核心。
上图_ 戚家军
上图_ 戚继光
所以一支明军中(除了戚继光等名将)，能有些许战斗力的，几乎只是这些家丁团体。这样的部队结构，不仅造成了士兵之间心理上的隔阂，部队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协助就很难做到。
而建州部落则不同。他们从早期的渔猎社会形式转变过来，皇太极说他们“出则为兵、如则为农”，不仅熟悉战斗，长期在同一编制下也让士兵关系更为紧密。努尔哈赤出身辽东边军，在统领建州部队之后，就开始将部伍“明军化”，在军营管理上强调纪律、规范军令，明朝重臣熊廷弼记载“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这样严明的军纪和组织，当时的明军已经丧失了，而努尔哈赤将之使用在自己的部队上，就使得军队充满了战斗力。
上图_ 萨尔浒战役示意图
上图_ 萨尔浒战役示意图
最后，是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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