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张之洞在山西开展了一场禁烟运动。
这位新任山西巡抚，面对省内“几乎无县无之”的鸦片种植业，发出了山西乃是“鬼国”的悲叹。数年前，惨烈的“丁戊奇荒”饿死上千万人，山西受灾最重，泛滥的鸦片种植，即是主因之一。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张之洞忧心忡忡，断言若再不禁烟，再过几十年，山西将彻底完蛋。
这场禁烟运动，没有任何成效。次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人去政息，运动无疾而终。
这位著名的清流领袖、坚定的禁烟者，此后不久，也成了本土鸦片种植业的坚定扶持者。
《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曾如此描述张之洞在禁烟问题上的自相矛盾：
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曾痛陈鸦片之害。但他自己吸食鸦片，也曾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极力描述，鸦片税收对兴办洋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张之洞的这种自相矛盾，并非个案。为了洋务自强而放任甚至推广本土鸦片的种植，默许其销售流通，进而获取丰厚的“鸦片税收”，实是晚清朝廷上下的一种共识。
一、本土鸦片战胜进口鸦片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带来了鸦片之祸，这是一个事实。
此外，还有另外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1）1840年之前，中国内地的罂粟种植虽尚有限，但鸦片市场已经成型，雍正与嘉庆曾屡次发布上谕，严禁鸦片的生产与流通。（2）1840年之后，祸害中国民众身心健康的鸦片，绝大部分是本土所产，进口鸦片所占比例很小。
中国本土大量生产鸦片，约始于1830年代，系自印度引入，由云南一路北上东进。1830~1857年，清廷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种植鸦片者处斩，故而虽有种植，但区域并不广。1858年，为筹集军饷，清廷对进口鸦片征税，相当于默认了进口鸦片的合法性。随后，本土鸦片的种植禁令也名存实亡，产量大增。
不少史料直观地记录下了这一变化：
在云南，光绪年间，全省已有约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另据1893年蒙自关和1908年腾越关的估计，罂粟种植面积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10），鸦片成了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时人游览昆明，曾如此描述当地的罂粟种植：
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包家吉，《滇游日记》）
在贵州，中部和东部，是该省罂粟种植最集中的区域。光绪二十年，开州知州陈惟彦，在给朝廷的汇报中如此写道：
约计所经州属，开垦之地半种洋烟。……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己久，骤难禁革。（陈惟彦，《宦游偶记》卷上，开州到任察看地方情形禀牍，光绪二十年。）
相比云贵，四川的罂粟种植可谓后来居上。光绪九年，刘光第路经涪陵，对当地遍地罂粟的景象“不胜骇然”，他在日记《南旋记》中如此描述：
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
光绪十六年，何嗣焜入蜀，其所见较刘光第当年的描述，更为骇人：
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若荒江野渚，草屋数间，售杂物以应客舟者，则更比户青灯矣。……蜀地凡山林槁瘠之区，不植五谷者，向资罂粟为生计。 (何嗣焜，《存悔斋文稿·入蜀记程》)
到了1860~1870年前后，罂粟种植已遍及全国。北至蒙古、西至甘陕，南至闽粤，东至江浙山东，各省皆有大量耕地被用来种植罂粟。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自北京由陆路旅行至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
本土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鸦片质量的提高，直接导致进口鸦片和走私鸦片的逐年减少。
至1880年代，国产鸦片的产量已远远超过了进口鸦片。比如，在华东地区，1882~1891年的海关报告显示，本地鸦片足以供给本地所需的75%，另由四川供应15%，台州、象山供应10%，进口鸦片几无立足之地。
据英国驻上海领事许士（Patrick Joseph Hughes）1881年提交的贸易报告：
1881年波斯鸦片的进口量已增加到1364担，但中国产鸦片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提高得这样快，以致不足为奇的是它不久就严重地干扰了印度鸦片，并使波斯鸦片的进口完全停止了。……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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