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历史，先前有一种说法说的是，中国的夏商周这三个朝代是属于奴隶社会的。若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与西方的历史一样了，同样是被划分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几个递进的阶段。然而如果关注历史研究的进展，你就会发现，这个说法的论据在今天已经大面积动摇了。对夏商周三代实行奴隶制这一说法，主张最力的是郭沫若，然而郭沫若当时的论点和论据，基本都已经被后来的研究和考古发现推翻了。
我们说夏商周三代可能不是奴隶社会，首先是夏商周三代并没有大面积存在奴隶制的文字资料，没有大量人口买卖的记录。这说明夏商周虽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奴隶(其实数量和在人口中的占比还没有后来的汉代多)，但是并没有形成奴隶制度。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与商品经济是有密切联系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与高水平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换句话说，没有发达的全国性的奴隶市场和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很难产生奴隶制。在中国的稳定小农经济状态下，是不太可能产生奴隶制的。
其次，郭沫若主张商周实行奴隶制的一个主要论据是，商周遗址中经常出现人殉、人牲，也就是把活人杀掉殉葬和祭祀。郭沫若说，“以人殉葬不消说正是奴隶制的特征”，“由上可知周代的奴隶，正是一种主要的财产”。
然而很多人认为，将如此多的人用来殉葬和祭祀，恰恰证明了商周时代还不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中，战俘通常是奴隶的主要来源，战俘以青壮年为主，正是最好的劳动力，但是商周却一般是把他们杀掉，用来祭祀祖先。这说明，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奴隶社会。
那么，在西方人用奴隶作为劳动力的时候，中国社会是怎么组织生产劳动的呢?或者说，中国社会是怎么分层的呢?
中国早期社会分层，也是通过血缘标准来进行的。我们说，周代王位继承实行嫡长制。其实嫡长制不只存在于王室，而是通行于整个社会。北宋的大儒张载在《经学理窟·宗法》中描述了一个层层分封的金字塔结构：诸侯在国内，同样要把爵位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则被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地位，也只能传给嫡长子，其他的儿子就降到“士”这个阶级。士的嫡长子仍然是士，但是其他的儿子就只能算是平民了。
当然这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描述，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么规整，但大致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的。比如姬姓族人，虽然同样和周王一样姓姬，但是因为血缘远近不同，在社会上就处于不同的阶层。谁在血缘上离周王近，谁就位于社会上层，成为中高级别的贵族;谁在血缘上离嫡长子远，谁就处于大家族社会地位的下层，成为士或者平民。
周天子的家族是这样，其他家族也是这样。周代每一个宗族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嫡长子世袭“宗子”之位。嫡长子就是家族的国君，正是因此，铜器铭文中的他干脆被尊称为“宗君”。
只有身为嫡长子的“宗君”才有权主持祭祀祖先的活动，也只有他才有权掌管本家族的共同财产。在西周社会，宗族内部是实行“血缘共产主义”制度的。每一个宗族都公有一片土地，公有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井田制”。一块地划成“井”字的形状，一分为九，八家共耕，中间那块地是公地。当然，关于井田制的研究，也有很多争论，实际情况也不可能这样整齐划一，但是大致的原则应该相去不远。这样，族长，也就是嫡长子，或者说“宗君”就拥有全族的财产支配 权。
因此《礼记·内则》说，家族内部，最有权威的是宗子为什么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旁系子孙“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入。子弟犹归器、衣服、裘、衾、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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