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县东乡的移民较早，嘉庆时在京师为官的朱珔闻家乡出赀平粜，而江北流民移入者甚众，忧虑之余赋诗：“社谷输成已发囷，乡园强半居流人。授衣卒岁嗟何恃，争奈青黄接暮春。”担心朱氏田园为外人所占。太平天国战争，泾县东乡又成为主战场，当地死亡和外逃的很多，田地荒芜，因而官方出台招垦政策，动员移民垦荒。在地方成立招垦局，借与农民牛种银两，鼓励其开荒。因而湖北、安庆等地移民蜂拥而入泾县。
民国初年，国民政府颁布《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利。同乡会组织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外地客民在泾县也建立了自己的同乡会，如江西同乡会，会长刘耀南；两湖（湖南湖北）同乡会，会长吴海山；太宿（太湖、宿松）同乡会，会长朱逸韶（后并归六邑）；六邑同乡会，会长叶绍元（又称同安公所，六邑即桐城、怀宁、潜山、望江、太湖、宿松）；金斗六合同乡会（舒城、庐江、芜湖、巢湖、合肥等），会长刘寿乔。其中以在东乡的金斗六合同乡会最有代表性，它在维护会员的利益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民国十三年（1924），因干旱，市场上粮食供应紧张，以金斗六邑为代表的外来人员无处买米。因朱氏大宗祠储有三五年之粮，另外还设有义仓，专供朱氏孤寡老弱病残者之用，急时用于备荒，故金斗六邑的外来人向朱氏大宗祠要求买粮，但经管人不肯出售，推说是专供朱氏本姓子孙，不能外售，因此双方发生争执。
展开全文时有六邑帮负责人董自强（桐城人）带人出面交涉，双方互不相让动起手来。董自强原地拔起两棵桑树为武器，眼见朱姓人少抵挡不住，这时有一个旁观者（绰号叫麻雀的朱氏后生）会一些拳脚，爬上树折断树枝向董自强抛去，同时一跃而下将董自强压倒在地，捆绑于祠堂大厅之上，并紧闭大门。对方一见赶紧回家请青壮年有数百人复至大祠堂，携长石撞南祠堂大门。而朱氏也不甘示弱，派人四处鸣锣，发动成年男丁汇集对阵。同时朱氏向县府告状，说董自强等为首抢粮。而六邑帮又将总会会长叶绍元请来，双方在榔桥茶馆评理谈判。
叶绍元为人较正直，威信高，在谈判桌上首先批评了董自强不应当先动武，然后向朱氏提出要求，要顾全大局：朱府的积谷用意是在备荒，值此大荒之年，为何关仓不肯售粮，其意何在？朱氏一贯有矜贫恤独的美德，难道要坐视周边百姓饿死不成？朱氏不仅不思自责，反而污告对方百姓抢粮，错上加错，无怪外姓要群起而攻之。朱氏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应允。朱氏最终决定分期定量，按每人每次供应稻谷一斗。双方的粮荒之争终于平息，就此也保住了许多人的性命。
1931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人民团体组织方案》及其修正案，各社会团体纷纷重新组建和登记。民国三十三年（1944）八月十一日，以刘寿桥、罗常僧、颜东海、杨清泉、张新民、孟继儒、徐承钰等为首的二十二人向当时的泾县国民政府县长黄鼐呈函一份，请求 “在榔桥河地方购买会馆房屋一所，定名曰金斗六合旅泾东乡同乡会，并遵照《人民团体组织法》拟订章则一份，合并备文呈请鉴，并请发给许可证及图记式样各一件，以资遵行，俟筹备就绪即召开成立大会，届时再行恳请派员指导”。同时附章程草案一份。黄县长批文为：“准予组织，仰定期召开筹备会选举各筹备员，并呈报来府，派员指导。”在将开会日期具体上报后，政府回文曰：“呈及附件均悉，经核与同乡会组织法之规定，尚无不合，应准组织。”并分别指示如下：“一推定筹备员，订期召开筹备会议，并将筹备员名册报府凭核；二派本府社会科科员杨小春为该筹备会组织指导员。”
金斗六合旅泾东乡同乡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章程草案，确定它的宗旨为：团结力量以求会员生活之福利、集中意志以促抗建事业之成功；所在区域为泾县东乡（即榔桥、马渡、溪头、汀溪等四乡）；组织机构上，会员大会及理事会会员大会为本会之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为平时之执行机构，入会对象为凡旅居泾县东乡之舒、庐、芜、巢、合各地籍住户，但是有违背三民主义之言行者、有不良之嗜好者、曾受刑事处分或通缉有案者、无正当职业者除外。同乡会设总务、教养、垦植、合作四股，均系义务职。会员大会每年二月及十月份各召集一次，理事会每月月中召集一次，但均由理事长负责召集；会费缴纳以户为单位，每户暂定缴纳会费一百元，其经济能力薄弱者得酌予减少，倘遇特别兴利事项所需经费，则视各会员量力乐捐，其出纳款项按期交会审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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