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记载元朝末年的元顺帝时已经显现了藏传释教的宫廷畸变。所谓“哈麻及秃鲁帖木儿等阴进西天僧于帝，行房中运气之术，号演揲儿法，又进西番僧善机要法，帝皆习之。”
印证《元史》“哈麻传”之记述“哈麻尝阴进西天僧以运气术媚帝，帝习为之，号演揲儿法。演揲儿，华言大喜乐也。”、“其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儿，曰机要，皆房中术也。”
该轨范近代学者认为是元末汉族史学者对藏传密教修法的歪曲，这种在汉族传统文化语境中被视为“淫戏”或许“房中方术”的器材，于藏传释教的宗教语境中倒是将一切懊恼返为道用，即身成佛的“大善巧轻易”。
首先这个汗青宗教畸变一定发生过，否则就不会在明代显现宗喀巴的宗教改造，从新强调严守戒律等问题了。其外“演揲儿”其实在宋代的大量翻译的密教经典已经有了眉目，如《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机要相经》等已经有了法理的“悲智双运”以及事项上的“男女双修”。对这些经典迎合皇室淫乐需求的歪解性实践，在元末成为宫廷乱象以及反元的一种宗教史学论述。
“帝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这种现象在《元史》中有响应的印证，如“泰定二年（1325年），西台御史李昌”谏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克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馀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且国度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和尚何事而辄佩之？乞更正和尚给驿法，且令台宪得以纠察。”记述了僧官佩金字圆符，往返185次，用马840余匹，干嘛呢？“迫逐男子，奸污女妇”，知足所谓的番僧“供养”、宫廷之“乐”。
“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元代诗人“萨都剌”的“上京即事”即有“凉殿参差翡翠光，朱衣华帽宴亲王。红帘高卷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上京即滦河上游区域，今多伦区域。萨都剌，“泰定四年进士，授应奉翰林文字，擢南台御史，以弹劾显贵，左迁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累迁江南行台侍御史”，其时人记其时事，可见却有如许的跳舞。还有瞿佑也写过《天魔舞》“天魔舞，筵宴开，驼峰马乳胡羊胎”、“天魔舞，不知危。高丽女，六宫妃。西番僧，万乘师。回纥种类皆台司，汉儿回避南人疑。天魔舞，乐极悲。察罕死，孛罗归。铁骑骤，金刀挥。”可见宫廷之豪侈与哀思。
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收支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皇太子年日以长，尤深疾秃鲁帖木儿等所为，欲去之未能也。”可见元代末年宫廷的宗教崇奉的玷辱和畸变。
“事事无碍”是释教华严经所立四法界之第四法界，“谓诸法之体用虽互异缘起，各守其自性，然事事相望，多缘互应而成一缘，一缘亦遍及资应为多缘；力用交涉，互相并存而无碍安闲，重重无尽。”将宫廷淫乐视为“事事无碍”境界，即后世所诟病的元代宗教乱象，最终是以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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