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血封喉、饮之必死，中国古代那么多毒药，为何没被用于战争？

原标题：见血封喉、饮之必死，中国古代那么多毒药，为何没被用于战争？

封面图来源 王克伟油画

编者按：小说里常有那些致命毒药，如见血封喉的鹤顶红、饮之必死的鸩酒。从史书里看，一部分毒药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历史记载中，毒被用于政治斗争中的记载远多于在战争中的记载。那么毒药真的不适合大规模用于战争吗？

有据可查的是，汉代之时，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烈性毒药，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如汉宣帝的许皇后便是遭到霍光之妻的毒杀，其时宣帝的宠臣张彭祖也遭到其小妾毒害。到了两汉之交，这种事例便越来越多。西汉末年，王莽毒害大司空王崇，其后甚至被指控“毒杀平帝”(《汉书·王莽传》)而遭讨伐。

▲王莽画像

据统计，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毒药常常被用于政治谋杀中，仅史书有载的便达58起，其中甚至包括董卓毒害何太后、刘裕毒害晋安帝与晋恭帝以及冯太后毒害献文帝等影响较大的事件。毒药似乎也早早应用于战争之中了。时值公元前667年，当时齐军占领遂地，“遂人共以药投其饮水中，多杀之”(《春秋公羊解诂》)，这是我国最早的在战争中使用毒药的记载。《左传·襄公十四年》还载有：“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晋)师人多死。”

▲董卓的影视形象

根据上面的记载，在春秋时期，毒药似乎已经被应用于战争之中，但我们无法考证他们到底使用了什么毒。而在两晋南北朝时，这种记载也变得频繁起来。北魏时，库莫奚侵扰，齐阴王小新成: “新成乃多为毒酒, 贼既渐逼, 便弃营而去。贼至, 喜而竞饮, 聊无所备。遂简轻骑, 因醉纵击, 俘馘甚多。”（《魏书》）在长生晟出征突厥达头部族时也曾使用毒药，“毒水上流, 达头人畜饮之多死”。（《北史》）南朝也有类似的事例，侯景之乱时，侯景为谋取建康城，“置毒于水窦, 于是稍行肿满之疾, 城中疫死者太半”。（《南史》）宋人在宋魏大战期间欲毒魏军，“募人赍冶葛酒置空村中, 欲以毒虏, 竟不能伤”。（《宋书》）

▲中国博物馆馆藏北朝时期鲜卑陶武士俑

这些记载都是战争中大规模投毒的案例，一般均是在上游地区投入毒药。大致来说，古代的毒药可以分成三种，动物性毒药、植物性毒药以及矿物性毒药。但由于记载不详，他们具体使用何种毒药我们依然不得而知。曾一度传闻为最毒的鸩酒以及鹤顶红，却似乎并不是动物性毒药。传闻中“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两宋博闻·卷4》)，然而鸩鸟在生物学上却并不存在。见血封喉的鹤顶红，也疑似为红信石(三氧化二砷，即砒霜)粉末。而动物性毒药用得较多的还是蛇毒与蝎毒。但由于毒液获取困难，一般来说动物性毒药很少用于战争之中。

▲红信石

而非工业化时代，很难获得大量的矿物毒药去大规模应用于战争，起码污染水源这事很难实现。但在古代战争结束以后，人们往往会清理战场，以避免疫病爆发。因此，总有人试图通过人为引发疫病来达到其目的。比如曾有人通过在上游投入动物尸体的方式来污染水源。由于毒药的炼制、提纯相对困难，通过腐烂的动物尸体来污染水源反而更有可能。从侯景谋建康的事例来看，建康城中“疫死者太半”，更可能采取的是这种方式。

除了动物尸体外，古代也有在箭矢上涂抹粪便，来导致敌方中箭士兵患破伤风而死的方法。相较于提炼相对困难的矿物性毒药及动物性毒药而言，这种可行性更高的“土办法”在战争之中反而更加常见。这样看来，史书中“毒”并不完全等同于“毒药”，而毒药往往被用于一些相对特殊的场景之中——如政治谋杀里或是要投入饮食之中的毒，由于需要毒物本身相对隐蔽，往往都是投入真正意义上的“毒药”。比如砒霜（三氧化二砷）、朱砂（硫化汞、铅等）等都是相对常用的矿物性毒药。但由于提炼困难，很少用于战争之中。

▲朱砂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