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
虽然北宋在当时已经是全世界经济、文化、科技最发达的国家——那个时候欧洲还处在愚昧、混乱、贫穷的中世纪，可是
要在全国推行技术难度极高的青苗法，依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时代的局限性摆在那里。
但是，王安石是一个能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人，他身上具有革命家那种狂飙的气质，聛睨一切，傲视四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种狂飙的气质，与当时朝廷上那些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大臣们比起来，简直就是另一个次元的存在。也正是因为这种立志改变现状的魄力和不顾一切的强大气场，让同样热血沸腾的宋神宗对他相见恨晚。
但是，王安石狂飙的气质用在改革上，就显得不太适宜。革命需要激进，需要霹雳手段，但是改革需要渐进，需要春风化雨，步步为营，慢慢推进。
司马光曾对宋神宗说：“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然而，王安石显然是等不了慢慢推进的，他需要的是一步到位、立竿见影的效果。
另外，王安石将青苗法在地方上推行的效果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但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他也只能根据青苗钱发放了多少，收回了多少，赚了多少利钱之类的数字来判断青苗法的推行效果。
他甚至向下级官员下达贷款指标，全然忘了这与他自己制定的百姓“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的原则相冲突。
在这种将青苗法列入官员考核KPI的思想指导下，对于纸面数据漂亮的官员，王安石则认为该官员积极推行新法，因此给予提拔和重用;对于纸面数据渗人的官员，王安石则认为该官员消极推行新法，因此给予降级和罢黜。如此一来，地方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为了登上更高的阶梯，就必然会刻意迎合王安石。
于是，形式主义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并且愈演愈烈。
很多地方官员为了完成青苗法KPI，只能强迫农民兄弟贷款。如果农民兄弟说咱今年收成好，不需要贷款，那么官员们就“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除此之外，有些地方还强迫富人为穷人做担保。一旦穷人无力归还贷款，那么富人的财产就将被地方政府剥夺，这想想都可怕。
韩琦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说：“故自敕下以来，一路州县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上户不愿请领，只据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愿请者支偯，则实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人家还真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实话实说。
尽管王安石还规定青苗法的利息只能是二分，但是地方官为了保住贷款本利的回收，让上交给朝廷的账面数据好看，就私自提高了贷款利率。有的地方贷款利率甚至超过了民间机构的高利贷，可谓是丧心病狂。
为了收到足够多的本利，地方官员对无力还贷借贷者“行刑督索”，“或举县追呼，或排门抄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 ，所作所为跟敲寡妇门、挖绝户坟差不多一样缺德。
熙宁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又遇上了大旱灾，“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糁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在这种情况下，流民们还要“身被锁械，而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
全国各个地方政府齐心协力的结果，就是国库充盈，据杨子忠先生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宋神宗熙宁六年散发的青苗钱为一千一百零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单位是 “贯匹石两”)，回收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贯匹石两)，利息钱为二百九十二万(贯匹石两)。
国家财政赤字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是漂亮的账面数据背后，却是全国的富人们变成了穷人，穷人们变成了卖身还债的人
——估计下一步就会变成水泊梁山的人。
这种不正常的放贷收贷模式，虽然能在地方官员们形式主义的集体操作下，一时获得国库充盈的良好效果，但是这这种效果必然无法持久。
在青苗法实行了十年以后的元丰三、四两年间，青苗贷款出现了贷多收少，或贷收都下降的情况。相比而言，
元丰四年贷款本息收入的亏损高达198.6515万。
白纸黑字的数据表明，青苗法的实施，已经严重的动摇了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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