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家训文化是什么时候兴起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士大夫家族里，家训和族谱是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讲究宗族血缘关系的封建时代，如果说族谱是大家族维系其发展和存续的客观证据，那么家训，就是其能够保证阶级属性代代相传的内在动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独特的家庭教育方式和认知理念。
中国古代家训的发展繁荣时期，自然是明清时期，我们现代人最熟知的家训应该就是清代曾国藩先生的《曾国藩家书》，但要论起中国古代家书家训的起源，则应该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儒家思想主导下文人对于“家学”传承的需求，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时代背景下文人们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南北朝时期文人家训兴起的原因所在
儒家传统的经典《孟子》中曾经记载：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就是说君子留下的流风遗韵，经历过五代就没有了。这里的“泽”可以理解为良好的家庭教育，高尚的品德观念。
中国古代家训的兴起，根源就在于此。在传统的士大夫家族观念中，子嗣的继承和自己学术，家风的继承，是同等重要的。这一方面是由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决定的，一方面也是出于家族本身的延续需要。
早在春秋时期的《战国策》之中，就有相关的记载：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在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文人士大夫阶层逐渐与统治者直接挂上了钩，他们的理念也就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留财不如留贤”逐渐深入人心，但在时间的作用下，任何“君子之泽”，又不可能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这个时候，以文字记载的，带有宗族内一定法律意义的家训，就成了保证家族血脉能够流传下去的一道底线。
所以说，汉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他们为了保证家族的存续和血脉的流传，促使了家训形式的“家庭教育”出现。
另一方面，南北朝时期的连年战乱，王朝变幻，使得深入权利中心的士大夫阶层，比普通的百姓们更能感觉到危机的存在。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社会的剧烈变动，促使士大夫阶层内心强烈的忧患意识，往往今日还高门大户的世家门阀，明天也许就要沦落成庶民，在这种社会现实之下，任何权势，金钱，地位的传承，都不够牢固。这就迫使士大夫们不得不去寻找一条能够更好的传承家族，延续血脉的办法，家训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综上，南北朝时期文人家训的兴起，实际上是在儒家思想占据传统文化的主流之后，士大夫们对于自身信仰和传承的需要导致，也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为了家族和血脉的延续寻找到的一条“捷径”。
对于家族内子弟的较强约束性，和带有理想色主义色彩的个人人格追求，是南北朝时期文人家训的主要特点
从特点上来看，“家训”还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家书”，如果说家书是祖先对于后辈的寄托和希冀的话，那么家训就可以说是祖辈对于后代的要求。
中国人骨子里是不信神的，或者说我们信的神就是祖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族观念下，家训在家族的范围内，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类似于现代法律的效令，对于后代的约束力是很强的。
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代皇室的太祖石碑。
根据《松影集》中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曾经留下家训：
“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因为皇权的特殊性，皇室的家训可以直接演变成国家的法律，上面这段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说是宋朝不杀士大夫的法理依据。在民间，文人士大夫们的家训虽然没有皇帝家训那么严苛，但其对于家族后背的约束，也是非常有力的，几乎等同于小范围内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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