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对手,美国调集了许多人才,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方面的专家。这些人每天要做的就是集体剖析日本人的特性,而且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本至今作为研究日本社会的作品《菊与刀》。
书中,对日本的特性有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概括描述:“日本民族是一个集多种截然相反的矛盾于一身的聚合体。”确实,日本人身上往往汇聚着两种极其相反的矛盾性格,也竟然有本事能把相互矛盾的事物巧妙地融合为一体。比如外界印象中日本人很“勇敢”,其实日本人从天性上讲就是世界上最怯懦的人,他们甚至天生不敢在公众面前说句话!日本人所谓的“勇敢”,实质上是为了遮掩他们天性怯懦的一种变态版“补偿”,其表现出来的不是豪迈、雄伟,而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狂。
再比如,日本为了逼迫其民众“英勇无畏”而孕育出的“武士道”,要求日本人“忠诚无二”“誓死不降”,要求人人必须严格遵守。
其实,这些都是逼迫下层人遵守的,到了权贵阶层,就很大程度打折扣了。在日本历史上,下级武士尚能遵循“武士道”,一到诸侯就完全两样了,谋反、叛变行为比比皆是。以至于令日本人自豪的“武士楷模”产生最多的战国时代,又被称作“下克上”的时代,这也可见日本人的矛盾。
再比如抗战时期,日军表面上严格执行《战阵训》,严令官兵“不受生俘之耻”。凡有被俘者,一旦返回就会被逼自尽。
可是,这只是对下级日军的要求,这样的事放在权贵子弟身上,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令人不齿的模式了。
冈村宁次,是国人熟悉的侵华战犯,曾任华北侵华日军总司令,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就是他发明的。他有一个侄子叫山田井马,在日军第一师团航空队担任中尉飞行员。
1944年1月7日,山田井马驾驶一架战机,由济南飞往青岛,途中飞机出了故障,不得不紧急迫降在鲁东解放区昌邑县东利村一条河里。山田井马受了点伤,爬出飞机时,起初还神气活现地向当地百姓发号施令,要求百姓护送他去日军驻地。百姓在地上写了“八路”两个字,这家伙顿时惊恐万状,逃之夭夭,被百姓合力抓获,送到八路军渤海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部。
到了八路军营地,山田井马以为自己会被处决,甚至像日军对待中国战俘那样虐待,终日惶惶不安。谁知一连多日,八路军不仅没有加害和虐待,还非常宽大地优待,专门找来由被俘日军改造而成的“反战同盟战士”为其讲解八路军的政策,和反对日本侵略的道理,令山田井马感悟良多。他对八路军有了全新的看法,也促成了他日后的转变。
再说日军。见山田井马被俘后,日军一时混乱起来,大家都知道,他这是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侄子,所以不敢怠慢。日军竟然想与八路军“做交易”,通过中间人向八路军带话:只要八路军放回山田井马,日军就可以加倍释放他们俘获的八路军,“以一换十”都不成问题。如果还不行,还可以附上一些条件,比如送些军火武器也是可以考虑的。当时不可一世的日军,居然也如此乞求。
八路军原本就奉行人道主义,对已经认识到日本侵略罪恶的日军俘虏,是可以予以释放的。而日军又迫不及待地提出这些要求,经上级批准,五军分区同意和日军交换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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