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政策提出的背景。
对内
大汉建国之初，由于连年征战，人口死伤过半人口锐减，人民居无定所;经济严重破坏，粮价高涨，百姓食不果腹，甚至出现人食人的局面，百姓卖子求生。正如《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汉朝统治者急需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发展经济。
同时，吕后薨逝之后，吕氏集团引发的“诸吕之乱”。以及汉高祖刘邦在建立西汉政权过程中，因形势需要曾分封过几个异姓诸侯王，建立西汉政权后，诸侯王势力日益增大，开始出现威胁中央统治之势。高祖分封的同姓诸侯王也对中央政权虎视眈眈。由于诸侯王权力过大，享有铸币权、可征税、官吏任免，最后酿成了“七国之乱”，威胁统治者的统治。国家内部动荡不堪，政治、经济等不稳定因素过多，统治者急需发展经济稳定朝内稳定局势。
对外
汉朝初建时，对中原地区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匈奴。匈奴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向东击败了在当时算是比较强盛的东胡，向西溃败月氏，同时向南吞并了南部的楼烦、白羊河南王，之前秦朝时蒙恬将军夺取的匈奴领地全部收复，一统蒙古地区，建立了我国北部以游牧民族组成的帝国。此时匈奴人兵强马壮四处征伐扩张领地，与汉朝边境接壤之地频繁遭受匈奴骚扰。作为汉朝北部最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窥得当时中原地区的积贫积弱，时刻不觊觎汉王朝，威胁着汉朝北部地区的稳定。
若在汉朝初建时即出兵匈奴，由于汉政权不稳易引起内乱使其腹背受敌，而且当时的匈奴只是偶有骚扰，并未大举进攻汉朝边关，故而汉政府没有主动出兵打击匈奴。
导火索——“平城之围”
高祖六年秋，匈奴出兵马邑(现山西朔县)，因匈奴兵力过强当时守军韩王信多次遣使和解。高祖欲发兵救韩王，却因韩信多次派使臣与匈奴人接触，以为韩信对汉朝已有反叛之心，派人责难了韩信。韩信害怕被高祖诛杀，率马邑众部投降匈奴。而后在韩信的引导和帮助之下，匈奴人攻入太原，兵临晋阳城。如若失去山西，将严重威胁汉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次年为稳定汉朝北部局势，高祖御驾亲征。三十万军出击匈奴又有皇帝的亲征，初期进军顺利，平定了韩信的叛乱。后来被匈奴使计围困在白登山，史称“平城之围”。高祖采用陈平计“使使间厚遗阏氏”(出自《汉书·匈奴传》)，
才得以解围。
经此一役，汉朝统治者真正意识到当时匈奴力量的强大。如果匈奴只是小规模骚扰，虽然或多或少有些损失，但不会亡国;如果惹怒匈奴，引起他们大规模侵犯，稍有不当即可能颠覆大汉政权。短时间内只能给与其利益先稳住匈奴，解决好内部政治、经济问题，有余力之后才能解决外部的匈奴问题。于是高祖听取谋臣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
汉初政治家决定以和亲暂时缓解内外矛盾，制定了与和亲相关的一些约定。关于和亲的人选、汉匈双方边境界限、权力地位、经济贸易交流以及汉匈双方的义务都作出了相关约定。基于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和亲之路。
和亲形势的转折。
经过汉初几位帝王的不懈努力，发展到武帝即位时诸吕被诛、诸侯王尾大不掉问题已解决，朝堂内部环境相较于汉朝初建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政局走向稳定，经济恢复，甚至出现了“文景之治”这一繁荣局面，国家力量空前强大。
为了进一步蓄备力量，在经济上汉武帝将铸币、盐业、冶金等行业的经营权由各诸侯国收归政府所有，使得中央财富激增。政治上对内武帝采纳谋士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详见《汉书·王子侯表》)。各诸侯国嫡子继承王位，分得大部分领地，庶子也可以分得少部分领地，这样削弱了诸侯国的权利和势力范围，中央集权得到了巩固。对外派遣使臣出使西域，欲与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在军事人才储备上也有了卫青、霍去病等实力人才。
武帝时期，已经不是汉朝初建时经济凋零，面对外敌侵凌只能忍气吞声、送人送物了，不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成熟，并且准备日渐妥当。正如汉武帝自己所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见《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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