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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虎被誉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无论是在诗词方面,还是在绘画方面都有极高造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才子却在会试中被传出考场舞弊的丑闻,以至于被贬为吏,落得终身不得参加科举的下场。那么,唐伯虎有没有在考场作弊呢?他又是如何被卷进“科场舞弊案”的呢?是谁举报了唐伯虎考场舞弊?
唐寅,字伯虎,江苏苏州人,出生于商人家庭。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16岁时便因在乡试中夺得第一名而名震四诲。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29岁的唐伯虎与好友徐经、都穆踌躇满志地来到京城参加会试。所谓会试,就是指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的中央考试,由礼部主持,主考官由皇帝亲自任命,各省的举人以及园子监监生均可参加。会试需考三场。每场时间为三天,考中者被称为贡士,第一名被称为会元。
会试结束后,众举子聚集在客栈开怀畅饮,庆祝考试结束。期间,有一位举子问唐伯虎说:“不知道唐兄这次考试成绩如何呢?”
唐伯虎一杯烈酒下肚,拍着胸脯回答说: “这次会元非我莫属!
参加这次会试的共有3500名举子,才华横溢者比比皆是,而唐伯虎却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必中会元,不禁让在场的举子们瞠目结舌。当举子们对口气比脚气都大的唐伯虎表示质疑时,唯有徐经在一旁附和道:“这次会元当然非唐兄莫属啦!”
其中一位举子又问道:“第三场会试的考题比较冷僻,你是如何作答的呢?”
唐伯虎将自己的答案向在座的举子们重新口述了一遍,举子们听罢,都表示心悦诚服,也都认为今年的会元非唐伯虎莫属。
然而,当会试发榜的时候,人们惊奇地发现,自认为可以高中会元的唐伯虎却榜上无名。同样,徐经也榜上无名,而都穆仅以第八十八名的成绩考中了贡士。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发榜的四天后,唐伯虎与徐经以“考场舞弊罪”被锦衣卫押进了镇抚司的大牢。
那么,是谁举报唐伯虎、徐经考场舞弊了呢?是户科给事中华昶(chang)。给事中在明朝属于言官,主要负责谏诤、补缺、拾遗、审核、封驳诏旨,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等。此外,还可以在乡试中充当考官,在会试中充当同考官(协同主考官阅卷),在殿试中充当受卷官。给事中虽然官小。但权力特别大。
据《明孝宗实录》记载,华昶对明孝宗上疏说:
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有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客。臣待罪言职有此风闻,愿陛下特敕礼部。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华昶在上疏中提出三点指控:一、主考官程敏政利用职务之便将考题卖给考生;二、三场考试的考题均被泄露;三、唐伯虎、徐经两人猖狂至极,不但花钱购买考题四处炫耀,还向别人请教考题的答案。此外,华昶还建议明孝宗令礼部重新对程敏政审阅的考卷审查。
不过,针对华昶的指控,有三处疑点:第一,华昶指控程敏政卖题以及唐伯虎、徐经买题都是“风闻”,道听途说,根本就没有确凿证据;第二,如果唐伯虎、徐经花钱买了试题,他们一定会极其保密,又怎么会四处炫耀并在同场竞技的举子中四处请教呢?第三,华昶原本指控程敏政将考题在考试前卖给了考生,但却在最后的上疏中建议皇帝对考卷进行复查,泄题与考场作弊完全是两个概念,华昶对程敏政指控的罪名前后不符。
华昶为什么要指控程敏政考场舞弊呢?据《明孝宗实录》记载:“言官驳其主考任私之事,实未尝有。盖当时有谋代其位者,命给事中华昶言之,遂成大狱,以致愤恨而死。有知者,至今多冤惜之。”意思是说,程敏政并没有在考场作弊,只是当时有人想要取代程敏政的礼部右传郎一职,所以指使华昶利用流言蜚语来弹劾程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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