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被轻视的集体，如秦“商鞅变法”时，商鞅就采取“限商”的政策(当然也有人说是“抑商”)，《史记.商君列传》载:“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以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农民努力生产粮食和布帛，不但有机会免除劳役，甚至还能免除赋税，而从事工商业的不但要缴纳赋税，而且还是重税，且如果因从事工商业而变得贫穷的，他的妻子还要被没收为官奴。
而商鞅之所以会如此做，究其原因在于，商鞅认为私人工商业不仅会让国家失去从军杀敌、务农种田的劳动力，而且还会削弱国家的实力，因为私人工商业会让国家的财富流往商人手中。《商君书.去强》曾言:“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就是如果农民变少，商人变多，则就会导致贵族变穷、商人变穷、农民变穷，这样国家的实力势必会变弱，所以“私人工商业不除，则国有产业难兴”，为了强大秦国的实力，就应该要打压商人，然后对商人征以重税，只有这样才能抑制商人势力的膨胀。
如此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对商人的国策就是“限商”，直到西汉初立之时亦是如此。
刘邦建汉后，对商人的政策亦延续秦制。《史记.平准书》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此时刘邦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做的衣服，也不能坐车，同时还要对他们加收重税。
但是自惠帝开始，西汉朝廷开始缓慢的提高商人的地位。汉惠帝时期，惠帝下令“复弛商贾之律”，放松对商人的限制，此时惠帝对于商人的唯一限制就是“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即商人的子孙不准入朝为官。
而到了文景时期，因国家财政的匮乏，致使朝廷不得不依赖于商人。因此为了从商人手中获得财富，文帝时，在晁错“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的建议下，汉廷开始实行“入粟拜爵”制，此时商人只要能出钱出粮的，最高就能获得“大庶长”的爵位。也就是如此，商人的地位开始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他们利用手中的财富开始名正言顺的进入到了汉朝的朝堂之上。
直至武帝时期，商人经过文景时期的发展，开始逐渐的在朝堂上有了一席之地，并逐渐的成为了西汉朝堂上一股举重若轻的势力。而后在武帝的重用下，商人更是能位居九卿之职，甚至是成为一位君主的辅政大臣。
众所周知，武帝时期，西汉一改往日的“与邻和睦”的政策，开始对匈奴、南越、西南夷、西域等各国或主动、或被动的发起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后，西汉虽打出了“强汉”的威名，但因战争的频繁，西汉的经济也开始陷入崩溃，此时“县官大空”、“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等窘迫的局面开始纷纷出现。
于是为了打破西汉财政匮乏的局面，武帝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如增加算钱、缗钱等税目，增加农民的赋税等，但是这些政策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汉财政匮乏的窘境。
也就是这个时候，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等有政治头脑，又有经商头脑的商人开始出现在武帝的面前，他们利用自己在商业上的天赋为武帝出谋划策，规划出一系列极具效果的经济改革措施，如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
于是乎，汉武帝为了振兴汉朝的经济，也了遏制汉朝国势的衰退，开始赋予他们高位，以此来执掌西汉的经济改革，从而重现大汉往日“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的辉煌。
《史记.平准书》载：“於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因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在商业上的天赋，东郭咸阳、孔仅做了大农丞，秩千石，桑弘羊做了侍中，成为汉武帝近臣，有了参与朝堂议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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