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末，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家清野谦次在兵荒马乱的北京购买了一批出土文书，将它们带回日本。古文书大多来自敦煌，也有来自黑水城的——即元代的亦集乃路，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境内。其中一件黑水城文书与其说是文物，还不如说是一团废纸。由于纸张在十四、十五世纪非常珍贵，它们曾被反复剪裁、书写、装订，在漫长时光中渐渐皱成圆形，前后叶黏连，根本无法分离，遑论释读了。
回到京都后，清野将这时间胶囊般的纸团交由匠人一叶一叶地揭开、剥离、修补，重新装裱成卷，命名为《宁夏省黑城发见西夏经并元时代古文书》。此卷轴共包含16页古文书，其中既有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的断片，又有汉文《真字千字文》刊本和《千家诗》写本的残叶，还有各类书信、契约、公牍。清野将其珍藏家中，直到1955年因心脏病去世后散出，被天理教教主购入，现藏奈良县天理图书馆。
《宁夏省黑城发见西夏经并元时代古文书》
这件多语种文书是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全面阅读元代原始文献的难度。早在1930年代，中国元史学者韩儒林留学欧洲，师从伯希和（Paul Pelliot）时，就意识到仅依靠汉文史料来研究元史，是赶不上西方学者的。回到南京大学任教后，韩氏要求自己的学生广泛学习藏语、蒙古语、波斯语以及西欧各国语言。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购买外国书籍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危险，更不要说出国调查了，直到九十年代，这一封闭状况才有所好转。
相比之下日本学者要幸运得多。战前各帝国大学就有惯例，教员升任教授后，都可去欧美游学一年，政府提供丰厚的经费。内藤湖南曾借此机会调阅欧洲所藏各类敦煌文献，神田喜一郎遍访西欧汉文善本，羽田亨则购买了大量波斯、阿拉伯、土耳其语书籍，现均藏京大羽田纪念馆。得益于国内所藏的丰富史料，战后日本元史研究很快复兴，学者以研读元代直译体公文入手，渐渐形成了重视非汉文史料的风尚。1991年本田实信出版《蒙古时代史研究》，一举奠定了汉文、非汉文史料两翼齐飞的元史研究范式。
这种范式对语言能力的要求极高，游刃有余者不多，近年风头正劲的宫纪子是其中之一。宫纪子毕业于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但研究理路更接近于东洋史研究室的杉山正明教授，两人无师徒之名，但胜似师徒。宫在2006年出版博士论文《蒙古时代的出版文化》之后，2018年又推出两大册巨著《蒙古时代“知”的东西》。两本书都能看到杉山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崇蒙元，抑宋明，否认蒙古帝国是中世纪般的“黑暗时代”，认为几百年来它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都被低估了。
《蒙古时代“知”的东西》开篇就是四十幅反映蒙元时代文化成就的彩色插图，从波斯的细密画到广州的穆斯林的《重建怀圣塔寺之记》，囊括欧亚各语种。宫纪子在插图解说中写道，蒙元时代是人、物、信息的交流空前繁荣的时代，从最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到最东边的日本，都留下了这个大一统时代难以磨灭遗迹。唐代的丝绸之路在元代愈发宽阔，而位于这一路途终点的日本，至今保存着蒙元时代的典籍、碑刻、文书，它们或藏于京都的深山古寺，或沉睡于博物馆的地下室里，抑或流落在街角的古书店，有待学者对之进行统合式的全面研究。
1272年离元军首次攻打日本还有两年时间，蒙古帝国的使者赵良弼在日本九州博多港登陆。赵氏不是汉人而是女真人，本姓术要甲，迎接他的人有在杭州留学过的日本僧人南浦昭和，两人以汉诗唱和，其乐融融。但文化交流显然不是赵良弼此行的目的，在仔细观察了当地地形和民俗后，他认为日本民风狠勇，“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回到大都后，他苦谏忽必烈放弃渡海攻打的念头：“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
赵良弼呈递给京都日本天皇和镰仓幕府将军的国书，副本仍存于京都东福寺。但赵氏本人从未获被准踏足日本国都一步，而是一直留置在九州岛的政治中心太宰府里。这样的无礼对待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并没有改变赵的和平主义，嗜食九州栗子的他回国时携回树种，栽种在朝鲜的义安县和故乡河北赵州的庙学里，等到栗子树首次开花结果时，前方传来了元军在九州岛海岸全军覆没的消息。
与苏轼共患难的侍妾王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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