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笔记》第二部中，讲了一个关于“秦岭神树”的故事，诡异而魔幻。而“秦岭神树”的原型和灵感，便来自于四川三星堆古遗址出土的一件神秘青铜制品。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史料浩如烟海。和古埃及、古巴比伦和美洲玛雅文明比，显得更加恢弘严谨有体系。不过，若吹毛求疵的话，似乎少了一丝神秘。
恰好近年来出土的四川三星堆古文明，却天然就具有这种诡秘气质，填补了中国历史上的这方空白。
（青铜面具）
从1929年四川德阳广汉农民燕道诚父子在刨沟时偶然发现一个玉石坑，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三星堆的庐山真面目，逐渐展现出来。其深厚的考古、历史、文化和艺术性，让人叹为观止，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文明的现世，对“中原中心说”是一个驳斥，表明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一样是中华文明的母体。
三星堆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遗址，而是一个东西长约五至六千米，南北宽约两到三千米，面积达十二平方公里的，由城墙、壕沟、内城、墓葬、祭祀坑等几十个遗迹构成的庞大遗址群。
三星堆先后出土了数千件石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金器、贝类、象牙等珍贵文物，展示了古蜀人极其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黄金加工技术以及与周边部族的交流融合与发展。
（青铜神树）
在这些庞杂而丰富的珍贵文物中，便有《盗墓笔记》中的“青铜神树”，树高3.95米，分三层，每层三枝，枝头各立一只象征太阳的鸟，造型独特，寓意深刻而又高深莫测。除了神树，还有号称“铜像之王”，高2.6米、重达300多斤的青铜大立人像；有“面具之王”之称的宽1.42米的青铜纵目面具像；还有象征王权和法权的黄金权杖。这些古蜀文物，与中原文明既相得益彰又迥然不同，宛如天外来客和域外文明，极具地方特色和独特美学、艺术价值。
考古学将人类先期的物质文明发展史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可分为从人类制造第一件石器工具的二三百万年前至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万多年前的中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人类便进入生产力更发达、组织形态更复杂的青铜时代。
根据国际惯例并结合中国实际，我国的新石器时代可分为12000年至9000年前的前期、9000年至7000年前的中期以及7000年至4000年前的后期。
（三星堆遗址）
据考古学家认定，三星堆古文明遗址距今约5000年至3000年，前后延续2000年。这次发现，让在历史中消失的古蜀国重新显现，并且把蜀地文明向前推进了2000年。该遗址分1期到4期，一期距今约 5000年至4000年，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夏王朝建立之前。
夏王朝约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商王朝约前1600年至前1046年。夏商二朝共约1000年，这正好是三星堆古文明遗址二、三、四期所对应的历史时期。
古蜀文明源于四川岷江上游的蜀山氏，从氏族社会，逐步发展至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至公元前316年，共经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处于新石器时期晚期和夏商时期的三星堆文明，应是古蜀文明蚕丛、柏灌、鱼凫三个王朝时期。
根据《尚书》记载，商末周初武王伐纣之时，武王在牧野与庸国、蜀国、羌国、毛国、卢国、微国、彭国、濮国等八个主要同盟国共同宣誓，此八国也被称为“牧誓八国”。蜀国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原政治角逐，此时为古蜀国杜宇王朝时期。
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的东周时期，杜宇禅让给鳖灵氏，建立古蜀文明第五个王朝——开明王朝。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入川灭蜀，蜀王开明十二世战败被杀，古蜀国亡。巴蜀之地，从此整体纳入中华版图和文明进程中来。
（参考资料：《古蜀文化与三星堆文明》等）
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未解之谜实在是太多了，只能列举一部分：
1、女儿国消失之谜
都知道西游记里有个“女儿国”吧，其实历史上确实有这个地方。
据《旧唐书》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称，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
但是到了唐代以后，史书中关于东女国的记载就停止了。
2、慈禧夜明珠之谜
慈禧口含的一大颗“夜明珠”，被当时大太监孙殿英拿出后，据说被宋美龄带去了美国，但至今下落不明。
3、清明节来历之谜
《荆楚岁时记》记载“：晋文公与介子推俱亡，子推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复国，子推独无得，子推作龙蛇之歌而隐。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推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举火。”
都知道中国清明节，是祭扫陵墓、郊外春游的特殊习俗。但这个节日从何而来，现在是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4、《红楼梦》的原作者之谜
大分部人都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原作者，但实际上不是，原作者应该是年龄比曹雪芹大6-10岁，但这个人究竟是谁，现在也没有答案。
5、三星堆未解之谜
在四川广汉三四公里，有三座黄土堆，就是中国著名三星堆，三星堆有5000年历史，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学者们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根世界最早的金杖。图案是图是文代表了什么，无人能知。
泸沽湖，位于四川省盐源县与云南省宁蒗县交界处，为川滇共辖，湖东为盐源县泸沽湖镇湖西为宁蒗县永宁乡。 湖泊略呈北西一东南走向，湖泊面积50.1平方公里，湖水库容量为22.52亿立方米。1.泸沽湖UFO神秘事件。
神奇的北纬30度：
众所周知，地球纬线的分布与经线垂直，赤道就是所有纬线圈中最大的一条，而北纬30度却被很多人认为是最神秘的一条纬线。不仅贯穿了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这四个文明古国，而且还有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百慕大魔鬼三角洲，以及至今不知道如何建造成功的金字塔等神秘地理和遗迹。
如果对地理特别熟悉的人应该会发现，那些未解之谜中有不少都并不是刚好处在北纬30度上，事实上，这里的北纬30度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而是在北纬30度的附近上下浮动一定的维度数，所以这才能集中那么多的未解之谜，并涵盖了自然地理、科学技术和外星文明等多个领域。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未解之谜都刚好集中在北纬30度附近，而我国的哪些城市又刚好处于这条神秘纬线上？
看似异常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件
首先是地震、空难和海难这样的自然灾害，我们可以发现从古至今、几乎所有破坏性极大的地震，往往都发生在北纬30度附近。比如1950年发生于藏东的8.6级大地震和2008年发生于2008年的8.0级汶川大地震。
而北纬30度上的“死亡漩涡区”则发生了更多轮船和飞机失事的神秘事件，比如百慕大、阿富汗、日本本州的西部，葡萄牙和地中海海岸，美国大陆和夏威夷之间的部分海域，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特殊区域在地球上的间隔距离竟大致相同，传说中地球超过20个的封边三角形便是这样形成的。
不同于其他未解之谜，刚刚讲到的这些随着科学的进步，专业人员基本可以对此类事件进行合理解释。因为破坏性地震的发生主要集中在地震断裂带上，而我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部分地区本就处于多条地震带上，现有记录中的大地震无一例外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地壳在活动的时候由于能量释放而导致地表事物发生震动。
而之所以部分特殊海域会更容易发生海难或飞机失事事件，则主要是因为这些海域不仅海水运动剧烈，时不时就可能会突然有大规模的旋涡形成，然后导致在海上航行的船只被漩涡吞噬。而之所以在这些海域上空飞行的飞机也可能发生更多意外，则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这些区域强烈气旋、风暴、海气和磁暴等作用的影响。事实上，这些曾经令人不敢涉足的海域，早已因为现在航海技术的进步而客服，现在大家已经很难再听到这些海域又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
从古埃及金字塔到中国三星堆：
一说到埃及，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尽管现在的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金字塔的本质就是陵墓，而能在这样的陵墓中长眠的人也不是普通人，在古埃及只有帝王才能获得这样的下葬待遇，而狮身人面像就矗立在国王哈佛拉的金字塔陵墓前方。而所有金字塔中最大的胡夫金字塔更是充满诸多神秘。
金字塔的神秘之处，不仅仅是那些庞大的石块到底是如何整齐堆砌起来，而且还蕴藏着许多可能有更深含义的特殊数字，而这些数字在如今都有其代表意义，很难让人觉得这一切都是巧合。圆周率、一年的天数、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等，都是可以通过金字塔自身数据计算得来的数字，因而也被称为金字塔的数学之谜。
即便是生活在当代的埃及人，也难以通过现在的科学技术再次建造一座这样的金字塔，而生活在几千年的古人却实现了，要知道那时当地社会形态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在古埃及的历史上，国王都被统称为法老，或许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世时居住的地方不过时短暂停留，而死了之后埋葬的地方才是自己永远的栖身之地，所以才会对陵墓的打造如此耗时耗力吧。
而我国境内在北纬30度上也同样有三星堆文化，这是一个在广汉市三星堆发现的文化遗存，虽然集中发掘时间是在1980年左右，但其距离现在的年代上限却达到了4500±150年，而三星堆文化的延续时间则大致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在三星堆考古文物面世之初，更多的是将其当作早期蜀文化来看待，但随着1986年的祭祀坑被发掘，学术界便意识到三星堆文化实际上是古代文明，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字符号、青铜器、大型礼仪建筑和城市。
之所以三星堆文化充满神秘氛围，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出土的铜人立像样子很奇特，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相关记载，对于它的涵义我们主要是推测的来，目前相对更统一的看法是三星堆文化很可能是夏商文化的传播者或某个分支，而他们原本也不在成都平原，只是后来在某个时间从中原地区迁移到了这里。而截至目前，三星堆文化依然没有文献资料可对照、族属和文化渊源扑朔迷离、找不到文学上的坐标定位、存在难以填补的重要缺环。
总而言之：
1.之所以北纬30度上存在的未解之谜有很多，首先是因为唯独有上下浮动空间，并不是局限在这一条纬线上的所有事物。
2.在被很多人疯传的北纬30度未解之谜中，在目前人类的科学和认知水平下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比如大地震发生的原因和为什么某些海域更容易发生意外沉船事件。
3.截至目前，分布在北纬30度上的未解之谜依然有不少，比如金字塔是如何建造的，三星堆文化到底是什么人留下的。但人类暂时难以对它们有全面认识，可能是现在大家可翻阅的资料还有限，又或者金字塔根本就不是埃及人所建造？
张献忠确实有过屠川行为，给四川地区，尤其是给成都周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人说，这屠川行为全是清军干的，因为清军在四川地区有过杀戮，所以张献忠乱杀四川人就是污蔑（这个问题下面就有抱此种说法的），其实这个逻辑根本不成立，清朝军队和张献忠的军队屠杀川人各有一笔账，两个都是黑的，根本就不存在一黑一白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张献忠屠川的史料非常多，野史、如《国榷》、《滟滪囊》、《蜀难叙略》、《蜀碧》、《蜀警录》、《蜀龟鉴》、《蜀破镜》、《荒书》、《明季南略》、《鹿樵纪闻》、《蜀记》、《纪事略》、《客滇述》、《流寇志》等等。族谱家乘有遂宁张氏的《烬余录》、简阳傅氏的《五马先生自叙纪年》、泸州曾氏的《言善堂纪略》等等，而且这些野史、族谱家乘的内容不少还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
除此以外，还有外国传教士的记录都指向张献忠有过屠川行为，如《圣教入川记》、《鞑靼战纪》。其中《圣教入川记》是明末清初在四川之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所写，在1918年由古洛东整理出版，所以有不少人说这书是古洛东编造的。但这两人还将自己的原稿寄给了正在江南传教的卫匡国，在卫所写的《鞑靼战纪》的最后部分，恰好引用了两人的部分原稿，所以这两种史料可以说是同源的，也证明了《圣教入川记》的内容是真实存在的，并非古洛东的胡编乱造。
关于张献忠的屠杀行为，不仅我国不同史料可以互相印证，就是《圣教入川记》、《鞑靼战纪》这样的外国史料也和我国史书有吻合、类同的记载，印证了我国史料关于张献忠屠杀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下面举例：
《鞑靼战纪》：这个强盗，本性极端残忍，喜怒无常，有一种仇恨人类的心理。
《明季南略·卷十》：然献忠暴狠嗜杀，鞭挞无虚刻，即左右至宠至爱信者，少失其意，即斩艾如草芥。
《圣教入川记》：献忠性情残暴，稍有不顺，狂怒随之，或刑或杀，视人命去草芥。
《圣教入川记》：张献忠占据蜀川，虐杀僧道。
《荒书》：先杀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皆令州县解入成都。
《鞑靼战纪》：在召集两万多名僧人后，他把他们都送往地狱去见他们礼拜的圣人。
《圣教入川记》：探知人民避迹山洞岩穴者，皆擒而杀之。
《明季南略·卷十》：虽藏匿深山穷谷、悬崖险洞，务必千方百计取而杀之。
《绥寇纪略·卷十》：搜岩洞，发窟室，登高处以望突烟。
还有张献忠部下对张献忠滥杀非常反感的描述，原文太长，贴图自看。
再来几段亲历者傅迪吉的史料，即《五马先生纪年》，“七月，破重庆镇，远兵逃回，尽剁右手”，“将昨日掳回男妇尽剁手，号呼之声，胜如雷吼”。
剁手之事并非为孤证，还有《罪惟录》、《国榷》等二种史料的记载。《国榷》有文：“张献忠陷重庆，……，兵民斫一手者万计。”《罪惟录》有文：“屠重庆，取丁壮万余，刳耳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
《五马先生纪年》关于屠戮的其他记叙。
当然，一些人肯定会说什么这些都是“清朝统治者让无耻文人蓄意污蔑”，至于那些外国传教士肯定也是被清廷的糖衣炮弹给打倒了，污蔑张献忠。不知道这些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知不知道这样事实，这些明朝遗民的私人修史，很多都是被清朝明令查禁的禁书。这些史书既记载了张献忠在四川大行杀戮史实，同时也记载了清廷在四川或者四川以外的其他暴行。
就比如说上面提到的《明季南略》，此书的卷三《史可法扬州殉节》一章集中叙写了清军攻破扬州后屠戮，此书的卷四的《江阴纪略》和《江阴续记》集中叙写了清军对江阴的屠戮，而这些史料被很多相关论文广泛使用。
再如上面提到的《客滇述》，不仅写了张献忠杀戮川人，上面也提到了清军屠杀川民的史实，“十一月，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
还有《五马先生纪年》，不仅叙写了张献忠的残暴行径，也写了清军在四川抢夺粮食，吊烧四川百姓的史实。
再如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所写的《鞑靼战纪》，也叙述了清军在广州洗劫屠戮的史实。
然后就引申出了一个双标神逻辑。
当这些史书提到清军暴行的时候。
“这些史书记载的非常正确，没毛病。”
当同样的史书记载了张献忠的暴行的时候。
“假的，清廷蓄意让无耻文人污蔑张献忠。”
站队决定想法，就不会得出相对客观的历史史实，再强调一下我对四川人口减少的看法，屠川这事张献忠和清军都有份。
一些人为了抹清张献忠屠川的史实，又发明了一些神逻辑，第一个，即张献忠是想把四川当作根据地的，根本就没有动机杀四川人？第二个，即张献忠要是屠川把四川人杀光了，难道抵抗清军的是鬼吗？
第一个逻辑是根本就没看史书，瞎编乱说，其实史书说的很明确了，张献忠有大规模屠川行为是在最后几个月，而不是其在川的初期或者中期，尽管在初期和中期也有杀戮，但是张献忠那时候有在蜀地称王的想法，所以对杀戮行为有所收敛，所谓“贼初志在帝蜀，虽好杀，犹时有纵舍”，这也和《五马先生纪年》的说法相合，在经过初时的动荡以后，在一段时间内恢复社会秩序一度恢复平静。“仍令伪知州给以号片，或告示，或旗号，自此以后，不杀人，兵不甚扰人，人亦入营贸易”。
但是，由于长年累月的军事失利，张献忠图霸建国之心渐渐丧失，而其面对四川人的对抗，就长期靠杀戮改变局面，眼瞅着局面改变不了，只得放弃蜀地向陕西进军，在离开川北前，张献忠因为愤恨川民，决定报复，这才有了凶残的屠川行为。“由是献贼图霸之心尽隳，剿民之心愈切”。
《鹿樵纪闻》：贼初志帝蜀，虽好杀，犹时有纵舍。及兵出屡败，列城多叛，谋下荆、吴，又惮英为阻，益愤恨，攘袂瞋目，以咀嚼蜀人为事。
至于第二个逻辑更没有讨论的必要，张献忠即便有心屠川，他也根本没有能力把四川地区屠尽。这个就要上地图才再结合史料才能说明白。
就张献忠这个“大西国”统治范围，根本并未覆盖全川。我根据史料总结了一下，川南一带，杨展占据嘉定、叙州等地与张献忠长期斗争，至于杨展势力以南的地方大西国根本覆盖不到。川东重庆一带曾英与张献忠做对。川北顺庆一代，有明朝举人邹简臣带十多万人与张献忠做对。川西松潘一带，南明副将朱化龙帅领番兵与张献忠长期周旋。（地图红圈处为反张势力）
所以，张献忠势力所及范围不过是成都平原周边，而且统治区域非常不稳定，连控制川北尚且难产，更遑论控制全川屠光所有川人了。但是，不能屠光川人≠张献忠没有过屠川行为的。换句话说张献忠尽管没有屠全川，但是并不妨碍他在自己的统治区展开血腥屠戮。
《明季南略·卷十》：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不能止也。故献忠虽拥兵数十万，妄自称帝，而其威令所慑伏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
而且明末清初的史料文献也没把屠蜀的责任全部甩到张献忠身上，据遂宁张氏的《烬余录》记载：今统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一则死于病也。
更何况不仅史料证明了张献忠屠川行为，还有实物文物出土证明，江口沉银就是张献忠屠川的明证，要注意现在挖出江口沉银只是一部分，其实大部分落在川南杨展的手里。“献忠尽括四川金银作鞘注。彭山县江畔杨展先锋见贼焚舟，不知为金银也。其后渔人得之，展始取以养兵，故上南为饶”。
当然有人会说，这只是说明张献忠杀过藩王和地主老财，并不能说明张献忠杀的是平民。敢情下图那些碎银子和首饰全是四川百姓爱张献忠爱的太深，献宝的是吧？
最后说一下《明史·张献忠传》里面“六万万”的问题，这个来源于野史里面所谓的“四路上功疏”的数字总和，我以前在微头条里发过，也就不重复了，关于这个数字自然是错误的，这个数字只能说明清廷极端憎恨张献忠，试图将屠川的锅全部扣在张献忠头上，而不能说明张献忠没屠川。
《明史》里面确实有不靠谱的记载，就比如说潼关之战，将大顺军守将马世耀的兵力夸大至60万，实际上根据清军战报马世耀麾下只有7000人，难道就因为一个不靠谱的数字就能否定潼关之战的存在吗？不能吧！
对于这事，《清代通史》的作者萧一山就直言“六万万”显系夸大，但是张献忠在四川有过暴虐的屠杀行为是存在的，就“六万万”之说，他的观点是非常中肯的。
所以，张献忠有过屠川行为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只是四川人口减少这锅确实不全都是他的责任罢了。
引用文献：《国榷》、《五马先生纪年》、《烬余录》、《明季南略》、《鹿樵纪闻》、《圣教入川记》、《鞑靼战纪》、《荒书》、《客滇述》、《清代通史》、《罪惟录》、《绥寇纪略》、《滟预囊》、《烬余录》
相关文章
